早在2000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18年后，这一决策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在近日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当“数字中国”的战略布局落到全国600多个城市，城市成为信息技术应用试验场，一个个初步完成数字化、正迈向智能化的城市组成了“数字中国”。随着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应运而生，还带着解决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使命而来，目前，国内有41%的城市设立了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概念提出，到实际践行差不多十年，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呼吁打破“数据孤岛”，是否有法律能够支撑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当信息基础设施像水、电、气一样成为公共资源，政企共建的边界又在哪里？信息技术是否真能如愿解决现实空间的矛盾？
4月22日~24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地理信息工程专家郭仁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二位重磅嘉宾做客“城市相对论”第4期，深度讨论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特点与痛点。
●硬骨头一：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问题
“有些问题信息技术可以解决，有些还要回到现实当中”
NBD：前不久，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在您看来，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迎来哪些历史机遇？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郭仁忠：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有契合点。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信息通信技术刚好来到了爆发式增长的机遇期。这使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能比较好地利用最新技术支撑城市的发展。
比如最新公布的雄安新区规划，有相当一部分考虑了信息化技术应用。可以设想，假如雄安新区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城镇化的区域，再来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本必然会提升，效果也会打折。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城市发展迎来的窗口期正好与新技术发展吻合，这是我们的独特机遇。
很多专家都有这么一个观点，信息化发展，大不等于强，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的特点是颠覆性大于继承性。一旦新的技术研究成功，很快就会成熟并快速占领市场，对老技术不是改善，而是直接的革新与颠覆。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如果我们研发出了新的技术，就可以对既有技术、原有市场实现颠覆。从这个角度讲，原有的基础格局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所以，原创技术在新的信息化建设中，显得特别重要。
谈到紧迫性，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核心技术。我们的市场虽然大，但核心技术用市场是换不来的。虽然我们也有钱了，但核心技术用钱也买不来，别人可以不卖给你。无数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技术，还是自己要研究，哪怕比别人差一点，但至少不会被别人“掐到脖子”。有产品能够顶替上去，问题才能解决。
NBD：信息化与城镇化相互簇拥着前进，城市是最小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实践单元。近期举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设置了专门的“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此前还有“数字城市”的提法。如何理解这些概念，“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冯奎：这几天，大家一直在热议数字中国。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刚刚发布，数字雄安也是热词。
“数字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数字”一词更实，是基础。
1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埋下了种子和基因，到今天我们热议数字，意味着数字城市的传承与新跨越。它既包括了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全覆盖的数字标识体系、汇聚城市数据和统筹运营管理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地下空间信息管理等，也包括了城市的数字产业自身发展。数字城市所强调的，是技术路径、是工具、是手段，它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
“智慧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落脚点在城市上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功能发展的高水平、新状态。智慧城市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要求，但强调用信息技术使得城市在满足我们需求时更加聪明、更有效率。智慧城市覆盖方方面面，是城市进化的大方向。
那么，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数字是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数字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工作路径。高度数字化的城市一定是高度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目标，数字化是主线，这是我的理解。
郭仁忠：我个人觉得，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之间，有继承性关系，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两者都是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管理当中的应用。信息化的应用大概分三个阶段：首先要数字化，这是基础，信息技术没有数据就谈不上数字城市；然后是网络化，就是实现互联互通，相当于桥梁；再逐步走向智能化。从独立操作、独立运行的单机系统，到后来的企业级解决方案，如今以城市为单位，就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个人理解，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单元中实现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应用，是数字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但这个阶段和过去不同。我们提数字城市建设时，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互联网也刚起步。现在，基于“万物互联”，以“大数据”作支撑，计算能力也不同以往，这才支撑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城市信息化迈上了新阶段。
我想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的问题。现在提智慧城市，主要是想通过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城市建设和运行当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用信息技术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些问题在网络空间还解决不了，还得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
比如城市拥堵问题。借助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辅助，我们可以进行路径优化选择，让通行更流畅。但它其实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为什么？拥堵情况下，我们选择的路径，往往比正常路径更远。这意味着技术虽然能解决时间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增加了整个交通流量。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交通资源的科学配置。所以说从本质上讲，智慧城市既是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解决问题，也是通过信息通信来发现问题、诊断问题，来模拟解决路径，优化城市建设。通过模拟、仿真等各种手段优化城市规划，把出行距离、老百姓平均出行时间缩短，那它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总体而言，我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出了问题，我们用新手段去解决；即使没有出现“城市病”，也可以用新技术来优化。最终让城市建设更科学更合理，运行效率更高、更宜居。这是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硬骨头二：都知道数据好，但数据开放缺乏法律支撑
“要界定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NBD：经过这么多年探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冯奎：从发展现状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从初步熟悉到系统把握智慧城市的内涵；其次是从条块状态的应用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的推广；第三，是从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到更加侧重丰富的智慧应用；此外，是从政府为主的投资到各类主体探索形成商业模式；最后，是从静态的顶层设计到探索采用演进式规划。
郭仁忠：我先用一句话概括——建设智慧城市的共识已达成，目标也非常明确，路径正在探索，成果也在不断涌现，效果也已初步体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有不同做法，也应该有不同做法，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社会各界都认为应该坚持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充满了向往。但究竟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晰。
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全部想好了再动手，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城市，每过十年、二十年要重新做一次规划。因为城市发展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世界上没一个城市是把规划做好了然后再建，然后建完就不动了。城市就像人一样不停在成长。三岁时做衣服不能一直穿，个子在不断长大，需要做新的衣服来穿。城市工作也是如此。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做规划，就像人长高后不断换新衣一样。
但这个规划要做得适度。三岁小孩穿不了十岁孩子的衣服，太超前。规划很超前就意味着成本高、不适用。比如一个城市规模尚小时就把地铁修好了，它的运营成本就高。有人会说，这么拥挤了才修地铁，为什么不早修？早修运营成本高，经济支撑不了。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因为有新技术产生，它会颠覆老技术，产生新的灵感，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信息化。
NBD：智慧城市的建设要迈入下一程，您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郭仁忠：从现状来看，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不是不会做，真正的障碍还是数据问题。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呼吁要开放数据。我们也做了研究，关于城市的数据是很多的，政府并不拥有所有的数据，也只拥有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政府为市民服务的过程，来自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还有数据在企业手上，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社交，在淘宝上购物、交易。
但是，反过来想想，这些数据是谁的？比如说手机信令数据是不是归运营商所有？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需要法律来回答，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能回答。做数字中国也好，要建智慧城市也好，数据的（归属权）问题不解决不行，法律上不能滞后。所以我个人理解，数据开放不是说哪一个政府或者企业有没有魄力来开放，而是少一个法律支持：怎么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开放到哪一步？开放给哪些人员使用，可以使用到哪一步？
现在有时候是不敢开放。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城市模型，分析城市人流、交通流，运营商的基站数据是最好的。如果有了手机移动信号的数据，建模、分析没有问题，但是运营商不敢提供给我们，即便是做研究。问题就来了，哪些数据的挖掘应用是合法的？例如，挖掘别人的隐私就应认定为非法。因此，要界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开放数据，我认为不仅是政府要开放，企业也要开放。数字经济，数据就是原材料、生产要素，相当于土地，有数据才能做加工、才能出产品。其次，土地也有土地管理法，没有法律支持，没人敢开放数据。
冯奎：这个问题越到深处，就越是数据产权的问题，如果要交易，就必须有产权，这是基础。
不少地方陷入困境，原因无外乎几个方面。首先，建设智慧城市的理念还跟不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有的地方管理也跟不上，没有形成共建共享机制，缺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还有一个是服务跟不上，市民说好才是真的好，但现在很多城市很难做到；最后是保障跟不上，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需要充足资金予以支撑。
时代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质量的要求，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在这里我也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们建议，要有决心、信心、恒心、重心、匠心、齐心。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城市的效率变革、动力转换，这正是智慧城市所要解决的问题。
●硬骨头三：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
“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设置并推动议程的进行”
NBD：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多个方面，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三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郭仁忠：政府该干什么，企业干什么，社会又干什么，边界还不太清晰。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跟城市建设差不多。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后续的服务应该让社会来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掏钱做，但商品住宅就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
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数字化产品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同样应由政府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而非公共产品或者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就应由企业来做。
但有个事情需要国家统筹考虑：建设“数字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应当变成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向社会开放，但现在还是商品的属性。我从家里开车到单位，路是不收费的，但打电话是需要收钱的。如果每一条路都要收费，这个城市没法运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同理。从大方向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坚持公益性导向。主体工程建成后，再引入市场行为，这样可以更多地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我有一个体会，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方面，需要强调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是企业主导，企业提出需求和举措，再转嫁到政府头上。
但正如您所说，如果简单地让政府来设置议程，遇到懒政、怠政，不作为又怎么办？所以需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来倒逼体制机制的完善。比如像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搞好，那么市民可能就走了，用脚投票。市民是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他们的作用。企业也是同理，只有城市发展好了，企业才会落户发展，其逐利的行为和本质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共享单车，有利于城市交通拥堵的解决，智慧城市系统开发企业，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既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又获得了经济利益。本质上是经济学上的“自利”带来“利他”。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远议程，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发布并推动议程的进行，在智慧城市要解决什么问题、时间节奏、成本收益测算与评估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议题。政府之间要进行比拼，形成竞争的环境。政府、企业、市民各有侧重、互相支持又互相提出要求。
郭仁忠：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有些小城市，会被大公司技术、产品、方案所限制。我记得一个案例，那个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十几个亿，但一家企业为它做的智慧城市方案也要十几个亿，很不现实。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买完钱包以后我就没钱了。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盈利目的性很强的企业。
一位城市领导跟我交流，说要打造智慧城市，水务局的找到他说要做智慧水务，规划局的说要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要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这里的某一方，也不完全指企业，也有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要有顶层设计，城市政府应该有一个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NBD：那么，在具体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思路上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冯奎：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静态的。静态的系统好办，一年我喝三吨水，那我就准备三吨水。但智慧城市的设计是做3.5吨还是35吨，还是不做，不做的话又会丧失发展机遇。另外，正如前面所说的，跟一个大企业绑定，之前谈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地超前。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做，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作出错误的判断，判断错了该做什么。我们经常说，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如果所做的事情本身不对，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所作的努力，如果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地超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郭仁忠：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腾出很大的地方建设指挥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的花费要几千万元，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要上百万元，对于小城市而言，这项成本十分巨大。但我在想，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有多大呢？
现在已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够调动各部门的数据，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大厅？我想，了解城市的运营情况，不需要在物理上搞一个很大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硬骨头四：西方模式中国不一定照搬
“我不敢说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
NBD：国内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国际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郭仁忠：坦率地讲，我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比如说深圳的扫码停车，还有杭州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这些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好处。
总体来讲，西方城市相对比较成熟，他们要做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改造和更新。比如，在路口增设针对盲人的感应系统，或是在路灯上增加引导系统。西方城市很少能像我们做全新的顶层设计规划。外国城市很少有大规模的投资、系列化的改造。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公益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和机制具备的一种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了国外的，那我来介绍下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各有千秋。比如说，从技术运用上来看，杭州是支付之都，银川的PPP建设模式很有特色，上海围绕“补短板”打造了智慧社区，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我们设定的建设目标也非常全面，包括了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外相比，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中国在智慧城市上已经在探索一条新路，有的方面走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前面。我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用智慧化手段来实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的旗帜举得很高，措施很实，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