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动
作为一个电力学院毕业生，我没有像大部分校友一样选择供电局和电网部门作为我的职业所在地。
这源于2012年，在大学选修的那门号称“最没用的课”——《电力市场基础》。我预感到，我国的电力市场改革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问题。
（本文转载自：晶见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EnergyStudies 作者：刘宇）
2015年3月，《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国家新一轮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即将拉开大幕。我已经等了三年。
当年年底，公司选派第一批青年员工赴北京参加电力市场培训，为未来即将到来的市场化改革做准备。不幸的是，公司报名要求仅限于2013年以后入司的员工——我连基本的报名资格都没有。
第一次参与电改的尝试没有成功。我没有放弃。
2016年初，我接到选聘集团旗下的售电公司支援面试。两天过后选聘公告发布——YesIamin!
来到重庆不久，大刀阔斧的售电侧改革正如重庆沸腾的火锅一样，轰轰烈烈的拉开大幕，很多如我一般的小人物“席卷”到这次售电侧改革的浪潮中来。
作为市场的开拓者，我感到莫名喜悦和兴奋。
思考
《东北之惑》、《华东启示录》——直到今天，我都感谢南方 能源观察的记者们撰写的这两篇专栏文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篇专栏成了我的国内电改历史启蒙教材。这两大区域市场改革是中国电力行业第一次深度拥抱市场化的尝试，也是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宝贵的历史遗产。
2月，伴随着重庆阴雨连绵的寒冷天气，我一边忙于手头琐碎的工作，一边细细品读这两篇文章：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解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完美的市场应该是什么样子？每一个改革方案的背后面临着多少的争执与博弈？又凝聚了设计者多少个昼夜的深思熟虑？
正如重庆当初面临的结算和输配难题一样，真正考验市场设计者的地方在于，在建立市场的协商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愿意为地方政府妥协多少？也许很多看似完美的设计和方案，由于某些主体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后文，推动一场改革的难度从向来都是九死一生，少数人的胜利。
重庆是国网供电区域电改的主战场，也许更是某些“横刀立马”的大将军认为寸土必争的战场。所以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或召开的会议都间接推动着中国第二次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每一个”帝国”都怕天鹅起舞，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冒出一只黑天鹅。
开战
降价！降价！还是降价！”政府最迫切的目标就是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助力企业减负提效，加快重庆招商引资的速度。
企业终端的价格构成很明显：上网电价+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其他。在火电利用小时数不断走低的外部环境下，发电让利的空间极其有限，政府基金也只能让小部分，初期引入售电企业分一部分，在输配电价未核定完成，发电侧竞争机制没有建立时，所有的降价空间都集中在电网，因此你来我往的谈判僵局似乎可以想象。
谈判的僵局，总需要有人来破，摸黑前行总比止步不前要强得多。
2016年6月29日，重庆将参与交易用户年用电量准入门槛放宽至500万千瓦时，将市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全部纳入售电侧改革试点。
2016年8月3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重庆市电力直接交易试点方案》。重庆2016年第三批直接交易试点组织展开，拟参与直接交易的用户达500家，含着金钥匙出身的长兴电力，渝西港桥，重庆能投三家售电公司和发电厂一同贴身肉搏，开始了用户争夺战。小试牛刀的初战与9月23日拉下帷幕，用户尝到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甜头，有的售电公司也小赚了一把差价。
2016年10月，重庆市公布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度电力直接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