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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项目开放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碰撞

2018-10-17 16:21:46 《南方能源观察》匡吉 口述 卢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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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遇到开放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碰撞和斗争,壳牌的引进同样遇到这样的困难。

在广东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遇到开放意识与传统意识的碰撞和斗争,壳牌的引进同样遇到这样的困难。

惠州中海石化当时叫壳牌项目,从签订可行性研究协议到正式谈判,前后有5年时间,这5年的活动我都参与了。1990年我在省政府的时候,壳牌驻京代表孙似钦就带着壳牌的布伦兰来到广东,跟我谈起要在广东找一个地方投资大型石化项目。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省长叶选平,他也非常高兴并表示同意,壳牌是一个国际著名品牌,能到广东来投资求之不得。

为什么他们选择广东,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对壳牌有很大吸引力,并且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项目,需要大批的英国专家,广东毗邻香港,这样可以把这些专家的家庭安排在香港。周末下班就可以回家。我当时就提供了三个点供他们选择:一是湛江的东海岛,二是东莞的沙角,三是惠州的大亚湾。

这么一个大项目,光有广东一家是很难办成的。壳牌提出最好能找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参加。壳牌要求的注册资本很高,我们广东一家也拿不出,多邀请儿家就能达到壳牌对注册资本的要求。这样我们就邀请了香港招商局、石油部。因为这个项目太大,就建议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牵头。谈到股份分配,中海油的钟一鸣总经理要我来分配,中方50%股份分为中海油20%、广东10%、招商局5%、石油部15%,这样就突出了屮国海洋石汕的牵头作用。然后双方组成了谈判班子,中方的召集人是中海油常务副总经理尤德华,壳牌是香港壳牌主席布伦兰,我也代表广东加人了谈判班子。

在谈判遇到僵局的时候,我往往站在壳牌一方寻找出路,对此有人不理解。一些属于广东权限能解决的问题,我都尽量协调取得一致,然而许多事情往往在中央中批的时候就卡壳了。

先是签订了关于壳牌项目的可行性究协议。这个协议是1900年在钓鱼台签订的,出席的有李鹏总理及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这个协议后正式开展可行性研究。壳牌项目的建设规模是年产40万吨乙烯、100吨炼油投资68亿美元,是当时全国利用外资额度最人的项目,李鹏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亲自参加了这个可行性研究协议的签字仪式。

可行性研究的费用,协议规定壳牌出75%,中方出25%,在中国发生的数额由中方以人民币形式支付,在国外发生的由壳牌负责。壳牌一开始提出可行性研究经费为5000万美元,各出50%,遭到中央有关方面的一致抵制5000万美元等于人民币几个亿,这在中国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在投资合同还没有签之前就要花500万美元进行研究,中方接受不了。后来,双方就这个问题一直讨价还价。壳牌咨询我的意见,我就说我们国家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改革还不够深化,想要做成这个项日,就得迁就中方的意愿。后来他们就让步了,最后协定壳牌出75%,中方出25%。由于壳牌认为在中国的花费他们控制不了,为了避免乱花钱,就协定由中方负责在中国的花费。其实,后来中国境内的花费不到25%,算下来不到50)万美元,壳牌的花费超过了4500美元,总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

这个可行性研究,不像我们搞计划经济时弄的可行性研究,我们那种所谓可行性研究,实际上是怎样能得到领导批准的研究,很不科学。我参与壳牌的可行性研究之后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举一个市场调查的例子说下,壳牌的可行性研究是按照这个项目年产100万吨油品的目标考察生产什么样的汕品才能适合中国及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选定了100家用油大户来进行调查。对中国的用油大户,发函附上一个说明和一张表,并按照国际标准价格支付报酬给填表人。要了解这些用油大户目前消费油品是什么样的状况,5年后打算怎样调整使用油品10年后又有什么打算,写得很详细。当时,我对他们提过个考虑,广东南航今后要大发展,航空煤油的消耗可能会很大,但可行性研究结果却相反,将来广东0号柴油的消耗很大,因为广深高速通车后,那些大卡车、拖车、集装箱车发展会很快:这个调查结果与我们头脑估计的完全相反。

可行性协议规定的问题解决后,双方就展开了项目的谈判,这个过程将近6年之久,是个马拉松式的谈判。为什么一个谈判要进行这么长时间?主要就是因为壳牌要按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来要求,而我们是按照传参的计划经济观念来谈,很难达成一致。谈判开始时根本谈不到一起,后来慢慢磋商,坐下来谈,才逐渐取得一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股份比例的算法。我们当时协议投资比例是50对50。壳牌的看法是他们的50%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因为壳牌把中国每一个参与单位单独来算,中方的5个公司占50%,壳牌1个公司占50%,所以它绝对控股。但我们却认为中方算一个大集体,所持50%的股份不能分开算。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管用层的安排。壳牌提出他们提供垄断性技术,总经理一职出壳牌的人来任,开始我们不同意,后来考虑要用它的技术和资金,就让步了。我们提出董事长要由中方的人选担任,但壳牌认为自已是控股的,也应该由他们的人来当。于是,围绕这个问题反复争论,每次会议结果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领导坚持不接受壳牌的方案。我想化解这个矛盾。促成这个目,就建议实行董事长双方轮流制。壳牌接受了我这个建议,但中方其他单位有人向总理报告,说我有野心想当这个董事长,在谈判中总是帮壳牌讲话。后来,商定董事长轮流担任,前几期屮方任职时间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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