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输不起的“中美经济竞争”(下)
张立伟
中国是否有能力应对美国的经济战?很难说，时间的天平原本在中国这一边，但在2008年，中国做了不该做的失控的刺激，而到了2014年，美联储开始逆转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原本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出清，降低杠杆率，应对冲击。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央行却孤军深入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更大的资产泡沫、过度金融化、更高的杠杆等等。2014年该收缩而未收缩，彻底使中国陷入巨大的金融风险之中，其结果是，在面临特朗普冲击之时，中国将变得脆弱。
中国是兼有苏联与日本特点的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但苏联与日本皆输于经济战。前者是包袱太重，经济能力无法支撑帝国的扩张与争霸，改革无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后者则因缺乏政策自主性，也缺乏战略空间与博弈能力。目前，尽管单独拿日本与中国比较可能不太适合，但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在199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拥有国际品牌。日本商品在技术、质量、价格等方面，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欧美企业纷纷被打败，日本的生产效率也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现在，中国极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优势仅仅在于低成本的代工(中国制造)。中国2008年时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日本1950的水平一样。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但是，近年来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从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来看，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到了2013年，中国反超过日本，现在又在赶超美国。由于劳动成本的提升，中国制造业已经并将继续遭受严重冲击。当然，中国人可能认为，生产效率低意味着可提升的空间大，但目前还看不出中国有能力提升生产效率的迹象，反而继续依赖价格战维持生存。而且，中国目前陷入某种愚蠢狂热，即希望运动式的全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不断依赖房地产的做法又持续提高制造业成本，从而导致市场不断转向金融、地产以及各类投机，制造业则在不断流失。，
中国唯一比日本更强的优势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但不幸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持续制造资产泡沫与通胀，导致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大部分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而富人消费升级需求只能由进口商品与国际市场满足。所以，中国市场规模对中国本土企业而言是一个伪优势，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战风险，依赖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的做法则会进一步压制国民的消费能力。
日本当年处于资本开放时代，日本在美国压力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美国对日本汇率、利率的干涉，导致了日本资产泡沫波及其他破坏性的资本流动。中国目前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中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也受制于美元。日本当年在应对危机时没有任何准备，并由于国内政治、美国各种约束与压力等因素而身不由己，中国则拥有应对危机的准备，而且具有经济政策独立性。但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准备仅仅停留在心理与文件上，事实是，中国一面警惕系统性风险，一面却以实际行动不断制造问题并且积累更大的危机。
中国可能不会重现“亚洲金融危机”，因为中国资本管制目前仍然有效，且外债规模相对于外汇储备并不大。但是，由于缺乏改革、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导致资本信心不足，在缺乏盈利空间且不安全感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面临长久的资本消耗战，而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冲击可能会使中国在消耗战中付出更大代价，即资本加速外流。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会想方设法稳定经济增长与预期，从而透支更多的财政资源并投放更多的货币，导致中国经济日益僵尸化与泡沫化。
当然，特朗普如果发动贸易战，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能成为“人质”，而制造业的供应链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遭受冲击。特朗普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化时代的遗产：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市场。特朗普如果奉行强势美元政策，也会将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拖入泥潭。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中国如果能够挺过特朗普冲击这一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团结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一切进步力量，组建应对特朗普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维护公正的国际规则与秩序，将有利于团结国际社会大多数与特朗普斗争。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不友好，“让美国再次伟大”与“美国优先”原则都潜在地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当年苏联与日本面临的挑战之和。中国持之以恒的保增长经济政策带来了资产泡沫化(日本化)和贫富差距拉大(拉美化)，如果特朗普在地缘政治上也向中国发起挑战(他几乎必然会这么做)，被迫增加军备的中国或要面临类似美苏竞争的风险。
目前，中国应该分清主次，以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为主，以外交博弈为辅，并坚定“红线”原则，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让，同时，做好一定的军事抗争准备。特朗普看似来势汹汹，但也有外强中干的一面，他强行拼凑的改革恐怕难以成功，美国也难以再承受一场与大国的生死搏斗。特朗普更可能采用的策略是用骚扰手段“折磨”中国，但这也有可能造成并加剧美国的衰落。为了抗衡特朗普，中国应该不断地用言辞和行动向他强调和证明这层关系，迫使他采取理性、共赢的对华政策。
“次贷”危机之后的美国出现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这种焦虑感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增长而越来越强。奥巴马总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的表态当时引起美国舆论不满，政治精英纷纷表示美国绝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捍卫“美国第一”，就像他所说，“之前美国处处为别人着想，但现在美国要为自己而活”。报告认定中俄两个战略竞争者是“修正主义国家”，想要摧毁美国的主导地位。这种不加掩饰的霸道，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采取一切损人利己的办法巩同霸权地位，包括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在朝鲜半岛、中东地区、台湾等战略敏感区域激化矛盾，让中俄陷入地缘政治泥潭，美国则趁机推销军火与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动荡带给美国的“稳定红利”。
经常赞叹中国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学习中国的“聪明做法”，韬光养晦，并将发展视为第一要务，认定经济才是国家实力的基础。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复制他想象中的中国发展方式与重商主义，即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可以进行更多的干预，卸掉一些政策约束，比如降低环保标准、放松监管、减税、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保护等等，为此他抛弃了美国长期主导制定并推广的全球游戏规则以及“华盛顿共识”。
“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全面转型的世纪纲领，《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转型的指南针，只是两国方向相反，中国向上走，美国向下行。至少在市场建设等方面，中国在向美国靠近，而美国则学习中国，两个对手相互借鉴对方的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从高到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国则举步维艰。但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拳击赛。中国不应该由此动摇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冲击所干扰。
应当说，特朗普主导的美国转型既有内部政治斗争的驱动，也有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而后者无疑会主动或被动地冲击中国。早在奥巴马时代，“再平衡”就已经启动，即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间的再平衡。2013年笔者在Fr中文网发表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美国风险”》就指出， “正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在短期内将迎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风险，并将长期遭受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
逻辑上而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再平衡，但是，由于中国产业向高端领域升级，再加上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美国担忧中国转型成功后，美国将丧失在高端产业及经济规模方面的优势地位。
不过，奥巴马推动国内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导而不是主导，在推动中美之间的再平衡方面，则想通过制定新游戏规则，遏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朗普则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国内及中美之间用“推土机”加速再平衡进程，或许他因深感规则对美国不公而不加掩饰，或者认为中美竞争时间不站在美方一边而着急。
人们评论特朗普的经济改策总是拿他与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比较，尤其是其减税政策。里根时代面对的是滞胀难题，而特朗普需要改变的是经济结构，实现再工业化，收敛收入分配的差距，摆脱对进口的依赖，并削减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主要是硅谷与华尔街，即高科技与金融业，这是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从中受益颇丰，但是，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并不会创造多少就业。特朗普想要改变这种结构，实现更多的自给，提高蓝领阶层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