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垃圾处理和垃圾管理即将迎来巨变之年;而多重难题困扰的垃圾发电仍亟需破解围城的悖论。
在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的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的困局，环境压力步步紧逼之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纷纷上马。垃圾发电因具有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等特点和优势，成为我国垃圾处置的主流方式之一。
从2012年开始，政策利好频现，垃圾焚烧发电执行全国统一发电标杆电价0.65元/千瓦时，垃圾焚烧厂得到高利润的补贴电价、垃圾处理费等支持。政策驱动加上诱人投资回报率使之成为一座巨大的“金矿”，业内掀起一股投建潮，迎来垃圾发电的“黄金时代”。
如今，盈利水平狂飙突进的垃圾发电产业发展速度堪与GDP增速匹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垃圾发电行业利润总额为21.07亿元，同比增长9.91%，已然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9月中旬，短短一周内，上海环境、伟明环保、光大国际签署的4个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完成签约。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垃圾焚烧发电中标/签约项目约为147个，是2015年的两倍。
然而，这门上马三十余年、被认为是整个固废领域乃至环保行业的宠儿，同时深受政策影响的特殊生意，表面一片红火之下，实则暗流涌动。
随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每年8%—1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垃圾产量将达约3.23亿吨。面临庞大垃圾量的同时，2015年，“可再生能源补贴”走向拐点，数据显示，2016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经达到600亿元。补贴乏力之下，行业预测，急速走向垃圾全烧时代的垃圾发电或将于2020年迎来由半市场化走向完全市场化、市场趋于饱和，以及垃圾处理与垃圾管理的巨变，逼近产业危机前夜。
乘着政策东风起飞易，而将热潮常态化难。受制于暴涨的垃圾量、垃圾分类推进缓慢、飞灰悬而未决、纠葛的利益链条、公众的反弹情绪、“装、树、联”新政愈发严苛的环保追责等多重难题困扰的垃圾发电亟需破解围城悖论。
源头分类困局——专项资金哪儿去了?
低指标垃圾是焚烧厂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我国推行垃圾分类难，源于先天不足。相较于国外严格的垃圾分类、较好的品质和物料稳定性，我国垃圾存在差距，尤其在垃圾含水率方面可谓是“天壤之别”。高水分、高厨余，“两高”垃圾是我国垃圾分类面临最棘手的问题。
我国垃圾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厨余，垃圾品质较低，焚烧困难，容易水分浸入，使得原本可以再生的其他资源变成污染物。“我国厨余垃圾占比超过6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70%到80%。但是欧美国家的垃圾最主要的是纸张，厨余垃圾只占25%。”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E20环境平台等联合举办的2017(第五届)城市垃圾热点论坛上表示，“因为这样一个巨大的差异，我国的垃圾第一个特点就是湿，含水率很高，第二，就是容易臭，容易腐烂。”这成为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处理的痛点，也成为垃圾必须分类的原因之一。
除了先天不足，垃圾源头分类工程并不简单。我国垃圾分类已步入前端制约后端的发展阶段，前后两端唇齿相依，分类处理系统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环环相扣，如若做不好垃圾源头分类，混合垃圾将导致分类处理的设施无法高效运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成本与效率将大打折扣。
“我们的设施建设不够，清运体系和再生资源体系中间是断开的。做垃圾分类的这几年，没有注重运输，收集、运输、处置，没有真正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往往出现垃圾分类，又混了，伤了一部分民众的心。”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睿晶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