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提出“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一批项目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现，成为城市“低碳名片”，牵引着众人目光。2016年《“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我国将“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到2020年建设50个示范项目”。如今，我国已建成多个示范项目，包括深圳国际低碳城，上海横沙“零碳岛”、临港“近零碳排放区”，江苏镇江扬州市、世亚洲、江心洲“零碳岛”，湖北武汉江夏梁子湖、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等，还有多个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但现实是，一边是高涨的积极性，另一边则是实践中的一连串疑惑：这些示范项目是一回事吗?为何有的叫“近零碳”，有的叫“低碳”“零碳”?怎样才算是合格的“近零碳排放区”?一定要完全使用零碳能源吗?
“零碳能源”是主推方向
据记者了解，已自主开展“零碳建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欧。例如，瑞典制定了2045年前达到净零排放的强制性目标，丹麦提出2050年完全摆脱化石能源。全球多个城市提出相应的“零碳行动”，25个城市承诺2050年将各自城市碳排放量净值降为“零”，丹麦哥本哈根提出建成“首个零碳排放城市”，丹麦森纳堡市和阿联酋首都马斯达尔市均进行了“零碳城市”的相关规划及建设。
我国提出“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例如，广东、陕西、海南、浙江、北京、合肥、宁波、海口等省市正在积极推动建设。目前已有新建城区直接建设“近零排放区示范工程”，有独立小岛型“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也有零碳县建设等多种类型。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刘强分析，从国际上看，呈现出一些共性：“从国家、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探索建设模式，通常选择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或城镇开展工作，零碳能源、零碳建筑、零碳交通等是主要举措，其中零碳能源是主要推动方向。”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临港“近零碳排放区”主要依托海上风力发电，江苏镇江的“零碳岛”则主要依托太阳能发电和生态碳汇，浙江“光谷小镇”的关键词则为光伏。
“近几年来，不管是从国家还是地方层面来讲，行业都取得一定进展。虽然涉及到一些客观原因，跟预想的相比稍有滞后，但国家低碳试点正在进一步深化，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刘强告诉记者，“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既是我国低碳发展的名片，也是引领国内城市低碳发展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有利于探索未来中国碳达峰后的发展模式。”
从“低碳”到“零碳”
但“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是新生事物，在采访过程中，多方人士表示在实践中“存在一些疑惑”：如何定义“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建设遵循什么原则?如何考核是否实现了“零碳排放”?
实际上，不论是国内正在推动建设“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的省市，还是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近零碳排放”的定义和评价标准都莫衷一是。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文件，“近零碳排放”比“低碳排放”要求更高。“低碳”通常指相对碳排放量的下降，而“近零碳排放”则指绝对碳排放总量接近于零。“近零碳排放”允许采用碳汇抵消等机制，只要“净排放”接近于零即可。“零碳排放”则更为苛刻，必须从源头实现零碳排放，不采用碳汇抵消等机制。
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战略规划部副主任王永明眼中，“国际上没有‘近零碳’概念，国际上强调低碳、碳中和以及零碳。碳中和有两种解释，本区域和行业内的碳源和碳汇平衡抵消，不能抵消的时候通过生态补偿和碳交易的方式实现。‘近零碳’本质上是一种低碳，在状态上更接近于碳中和，还没有达到零碳状态。”
王永明认为，“近零碳”至少应该满足两个特点：一是碳排放总量下降并趋近于零，由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转变，“近零碳”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低碳。二是低碳发展水平要达到国内领先，但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具体量化指标。
“近零碳排放区”是不是碳排放量必须特别低或接近于零?多位人士亦表示，各地资源禀赋条件不一样，鼓励探索因地制宜，但一定要是低碳发展的“领跑者”。上述人士认为，通过碳交易和替代的手段，间接、适量地增加一些碳汇，在现有阶段也是允许的，但要形成一定比例的限制。
“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建设要遵守什么原则?刘强给出建议：“应遵循多措并举、系统集成的原则。一是系统性，能够系统涵盖不同领域、要素和不同模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尺度。二是先进性。不仅碳排放量比较低，也有一些先进理念和技术应用，探索低碳转型的创新路径。三是持续性。‘近零’碳排放的状态和效果可持续。四是示范性，具有较强的推广和示范价值，可扩展和复制。”
如何考核？
各地“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陆续建设，建成后如何评估?刘强透露，“评价体系或包括总体碳排放水平、产业和能源体系、技术和基础设施及管理和配套支撑等指标。”他说，这类似“低碳工业园区试点”考核，但是指标数值设计上将更严格。“涉及不同区域和项目，气候不同，指标设计的确有难度。大家都想推动这件事，但在数据、人员和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刘强坦言，相关经验缺乏，行业在找“点”。
王永明补充道：“考核中的可核查很关键。示范区的管理和运营都需要明确的主体和清晰的地理边界，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核查及定期监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邹涛则认为：“顶层设计缺失和不稳定性的问题已逐渐改善，但要从行政层面守住底线，不能所有项目都是‘三好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