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污染早已成为一项权力，而排放污染权力的交易可以让“沉睡”的资本“流动”起来。
排污权交易(pollution rights trading)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这个既可以鼓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还能将节省下来的排污权指标市场化，获得经济回报的政策，已经在我国试行十年。
排放污染 企业从购买转向治理
山西是较早试行排污权交易的省份，早在2002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就开展了二氧化硫交易。据悉，2016年山西省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224宗，成交金额3.79亿元。在过去几年间，山西共累计完成排污权交易金额逾18亿元。
同样，在国家级排污权试点市山东青岛，排污权交易的探索始于下属县级市胶州。在这里还建了环保物联网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云计算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实现环境管理联动机制创新，填补了全省排污权交易的空白。
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把排污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是排污权交易的实质。
2016年8月24日，顺德第二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排污权交易在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顺利举行。15家木质家具制造企业为取得所需的排污指标展开了激烈竞价，竞价VOCs排污指标7吨/年、底价为8000元/吨/年、使用期为5年，经过连续5小时9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佛山西艺家具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以平均72800元/吨/年的成交价格，买走本次出让的全部排污指标，总成交额为255.7896万元。
参与竞价的多家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排污指标来之不易，今后将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政策，加强日常管理，争取日后减少污染物排放，腾出富余的排污指标用于出让。
减排效果好的企业可以赚钱，而“土豪”也不能肆意购进排放量，污染环境。
当一个企业通过污染物治理削减一定排放时，它就可以将缩减的排放量卖出，卖给那些治理污染成本过高的企业。一方拿到了资金可以缓解企业内部的融资问题，另一方则可以“合法排污”。当然了，一个企业可以买进排污权，增加排放量，但要满足地区排放浓度的标准，即不能因为你是“土豪”就可以多排放。
具体来说，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也就是环境容量所允许范围内的排放量，并将该总量在各个排污单位之间进行分配。此类交易的结果，就是污染治理由治理成本最小的企业来进行，而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
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买进排污权的手段，来减少所在地区的排放总量，达到逐渐改善环境污染的目的。这样下来，变“要你减排”的行政干预冷手段为鼓励企业“我要减排”的有温度的经济调节。真正将企业变为排污和治污的主体，并对自己的污染排放行为做出选择。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放弃了一些配额交易的权利，部分地退出交易过程，由此放弃了借此获得的交易利益。与此同时，企业取得了排污权交易的利益，激励其积极参与污染治理和排污权交易。治理污染成为企业内在的动力，而交易也从政府交给市场，最终，应对污染排放，企业从购买转向治理。
政策不升级 施行遇阻
然而，尽管“试水”十年之久，全国各地的排污权的交易情况却参差不齐。市场明显冷热不均。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2015年底，环保部曾对11个试点省市展开过摸底。据调查结果，试点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却存在初始排污权分配和出让定价方法差异大、交易在部分省份不活跃、部分企业积极性不足等多个问题。
内蒙古、浙江等约2/3的试点地区都曾出现不同程度的交易记录“断层”，有地区甚至连续数月交易量为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北京等地，北京环境交易所自2008年5月挂牌至今，尚未在北京地区真正实施过交易。该所排污权交易中心的工作目前主要停留在研究阶段，实践也仅限于在哈尔滨市组织的二氧化硫交易。
如今，排污权交易市场碎片化，只试点没升级，政府没能明确职责把握参与 “度”。种种不健全给企业间排污权交易造成一定困难。有的地方因为企业违法排污成本低而导致企业购买意愿不强，有的地方由于行政干预过多导致价格机制不完善，还有一些地方受“GDP至上”的牵绊也导致排污权交易遭遇地方保护。
政府让出排污交易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对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责。排污权交易不是天然形成的市场，是人为创建而成。这就离不开从国家到各省市的制度保障、统一监管，政府作用必不可少。只有让企业真正成为交易主体，二级市场才能活跃起来，发挥控制污染和降低社会总减排成本的作用。
总而言之，别让好政策打了水漂儿。交易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让排污权反映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不能过度炒作偏离排污权的基本价值，给企业造成负担，挫伤其交易积极性。企业要自主选择、治污减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