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加大力度清理涉企乱收费，不断释放政策红利降低企业成本，但这段时间记者调查中山一些企业发现，转供电加价潜规则在一定范围存在，部分企业享受不到供电公司惠企电价，呼唤打通供电“最后100米”梗阻。（详见：“最后100米”电费博弈）
在转供电的过程中，国家连续降电价的惠企红利，被房东（二房东）克扣截留了。这种通过加收电价的牟利方式，堪比拦路打劫，不仅加重了商户负担，有悖国家政策初衷，还涉嫌违法——《电力法》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
国家惠民优惠不能落地，板子当然首先该打在这些利欲熏心的房东（二房东）屁股上，但从报道看至少还有两道防线失守了——一是监管难到位让投诉效果不大；二是没办法做到一户一表让这个违法行为始终有空子可钻。
转供电能否改为直供电从源头上杜绝加价的可能？据新华社10月份的报道，该社记者在跟随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中发现，转供电环节的内部配电系统由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等经营者投资建设，且转供区域往往内部物理空间改造频繁、终端企业（租户）不拥有产权，电网企业直接供电多不具备一户一表计量条件。业内人士介绍，直供电改造难度大。一个通信站点改造成本少则约10万元多则15万元，此外协调也难，多数物业公司不同意。
可见，一步到位地将转供电改为一户一表的直供电，还难以大范围实施。所以，监管之手是否到位便显得尤为重要。
对转供电加价牟利的治理，不妨借用反腐的思维——构建“不敢、不能、不想”的体制机制。
让房东（二房东）“不敢加价”，就是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这种擅自加价行为，建立监管的快速反应机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充分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此种行为严惩不贷，不仅让他们吐出吞进去的“政策红利”，还要重罚让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就是强化“不敢”。
开展以案促改，找到症结，完善监管措施，就是强化“不能”。比如向浙江学习，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推出“转供电费码”功能，面向转供电环节终端用户提示疑似不合理加价风险等级，为政府部门清理规范工作提供支撑。或者对于具备条件的区域要推进直供电改造。
而要促进“不想”，就要加强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重塑商业文明。年初小榄“最美包租公”为租户减免租金的义举，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肯定，这样的“最美包租公”在疫情期间不断涌现。业主与经营户是利益共同体，业主是“皮”，租户是“毛”，皮不存则毛无处身之地，同样，没有毛的皮，欠缺了生命力。所以，减租免租是业主对经营户的短期让利，但从长远来看，现在的“输血”是为今后的“补血”做铺垫，两者存在共荣或共损的关系。职能部门要做好宣传，让这种“共生共存”关系说得深入人心。
在减租免租的风尚中，我们不难发现做出表率的，大部分是一些大企业或较有知名度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商海中熏陶了更多的商业文明，或者说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促使它们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些企业比起坐地加价、威逼恐吓的“二房东”目光自然更加长远。所以，各地方政府要借助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村改”的东风，引进更有担当的产业园区经营者，不仅重塑产业的空间，也重塑商业的文明。
文明所到处，乱象自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