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园区已占到如此大的经济体量，但行政管理机制仍然模糊——对上分属于科技部、商务部、工信部、环保部等多个部门管理，对下没有执法权，只是机构而非机关，这是导致环境管理难的根源。
已有的工业园区相关制度主要围绕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展开，涉及这两类问题的措施具体且系统。而直接针对环境管理的政策较少，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管制型特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管制和“结果导向”的考查。
2018年伊始，一组工业园区数据引人注目。
根据环保部通报，截至2018年1月底，全国共有涉及废水排放的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2356家，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的完成率分别为94%和91%。
这是一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的成绩单，大限是2017年底。逾期未完成的，将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其增加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资格。
根据通报，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四川等9省份已全部完成任务。其余22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208家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未按时全部完成。
自1979年第一个蛇口工业区挂牌以来，中国工业园区种类繁多，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多种类型。
“十二五”期间，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地，贡献了中国GDP的近50%。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值超过50%来自园区，西部地区的新增产值50%来自园区。
规划环评未完成、超标排放……快速、粗放的发展背后，工业园区逐渐沦为污染集中区，中央环保督察中频被点名。笔者统计2011-2015年间环保部公布的环境案件中，由于工业园区内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在所有案件中占比由20%上升至34%。
工业园区已占到如此大的经济体量，但行政管理机制仍然模糊——对上分属于科技部、商务部、工信部、环保部等多个部门管理，对下没有执法权，只是机构而非机关，这是导致环境管理难的根源。笔者长期关注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试图从工业园区的污染特点和外部政策，梳理出难点和建议。
闭合性的内部管理
工业园区是通过行政手段划出的一块区域，聚集各种生产要素，工业集约化，企业享有园区内的特殊政策，也具有共同的排污特征。
——地理区域性。企业地处同一园区，共享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集中供热、供电、污水纳入公用管网，执行相同的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标准。
——同行业属性。企业若处于同一行业内，如纺织、汽车行业等，其原辅料使用、工艺使用、特征污染物等具有相似性。
——供应链的关联性。若企业产品或工艺存在上下游关系，污染物会在企业之间传递，上游企业的污染易转至下游企业的管理成本。
可见，园区内的企业在治理污染中，“单打独斗”较难达到最佳目标，需要借助企业之外的环境管理，但相对应的园区环境管理机构却不尽完美。
目前工业园区主要包括管委会、企业型和混合型三大类体制，且绝大多数采取的是管委会模式。
在管委会模式中，园区管理机构作为当地政府派出机构，具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应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备处罚企业的职能。大部分园区没有专门负责环保工作的独立队伍，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的只由三四个人兼职管理环保。
2018年5月，《江苏省开发区条例》将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省级“园区法”。而国家级独立的开发区法律法规仍然缺乏，这导致管委会没有相应的监督权和执法权，也就没有相应的执法队伍。
《江苏省开发区条例》 图片来源 | 江苏人大网站
另一方面，园区管理者直接对接各级政府部门，得到授权较大，全权处理区域事务，从而表现为：闭合性——管理决策内部化;集中性——除了主要领导由城市政府或更高一级机构任命外，一般管理人员由园区自己决定;矛盾性——园区市场的盈利性和作为管理者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
理论上，园区规划可以指导工业园区选址、定位和发展趋势。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管理机构对园区环境规划的准入条件缺乏认识，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千方百计引入各种企业甚至降低环境准入标准，突破了当地环境容量。
不少工业园区已经逐渐提高环境准入标准，但由于产业转移，仍有园区管理者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开绿灯。从环评的执行率看，根据环保部2015年对全国162个工业园区的督查，规划环评编制率和项目环评“三同时”执行率分别只有50%和61%。
而且，由于对中小型废弃物利用的企业扶持政策较少，园区对于配套的中小废弃物企业重视不足，导致园区内未形成有效的循环经济，一些循环经济园区名不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