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和制度基础的快速完善。2017年之后，绿色金融进入了实质性的落地发展阶段，并在实践中实现了三大突破，由此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突破
(一)构建“两端、五体、一库”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2017年，绿色金融领域最为重大的突破毫无疑问是绿色金融地方试点。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地方发展绿色金融。6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环保部、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各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明确了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江西省赣江新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贵州省贵安新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共8个试验区作为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主要任务是培育发展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融资渠道、夯实基础设施、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强化政策支持以及建立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等，探索实践符合地方特色和实际需求的绿色金融体系机制。
2018年3月20日，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发表了推动绿色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讲话，首次将绿色金融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将绿色金融从仅仅在供给端发力转变为供给端与需求端共同发力。在陈雨露的两端思想指导下，各试点区逐渐形成了“两端、五体、一库”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在绿色金融供需两端搭建通道，共同推进。两端即供给端与需求端;五体即绿色金融标准认证体系、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支持体系、绿色金融组织体系、绿色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一库即绿色项目库。其中，绿色金融项目库建设是绿色金融需求端建设的核心。
(二)将绿色金融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2017年之后，绿色金融在供给端突破的最重要体现是将绿色金融纳入了宏观审慎评估(MPA)。它的重大意义在于，保证了绿色金融资金长期连续的有效供给。绿色金融必须是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联合互动，其中，供给端可以长期持续供给绿色金融资金是基础。在我国绿色金融供给端，绿色信贷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从2017年我国各类绿色融资余额结构看，绿色信贷融资余额为8.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各类绿色融资余额的95.8%，其他绿色融资模式，包括绿色股权融资、绿色非金融债券、碳资产等，全部加起来仅占4.2%。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从制度上保障了绿色信贷资金的长期持续供给。
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7年4季度)》中指出，从2018年起，将优先接受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作为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的质押品。这释放了货币政策支持绿色信贷发展的强烈信号，标志着实质性的激励措施已经加快出台，这在绿色信贷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考虑到2017年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占全国各类绿色融资余额的95%以上，上述政策的出台将对绿色金融供给端改革的推进意义更为深远。
(三)逐渐建立绿色金融资金全球全国配置体系。绿色金融在实践发展中的第三大突破是，绿色金融资金配置打破了区域限制，实现了全球全国的资源配置，从而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增强了绿色项目的资金可获得性。
在G20绿色金融倡议中，提出了绿色金融资源在各国配置不平衡的问题，有的国家有较多的绿色投资者，比较容易聚集更多的绿色资金;但有些国家绿色项目很多，却缺乏资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绿色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和完善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导致了绿色资金相对比较缺乏。为了加强绿色金融的全球合作和绿色金融资源的全球配置，G20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支持跨境绿色债券投资，让有较多“绿色投资者”的国家向有较多“绿色项目”的国家进行投资，从而提升全球的绿色投资水平和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
2017年，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结构更加优化。其中，2017年境内发行的绿色债券金额为1898.75亿元，较上年稍有下降，下降4.4%;中国境外发行的绿色债券达到442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增长70%;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金额为146.05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增长1.179倍。另外，国际绿色投资者进入中国国内绿色债券市场的渠道增多，包括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计划，QFII和ROFII方式。债券通更是为国际绿色投资提供了方便参与中国内地债券市场的渠道，债券通允许投资者直接与符合条件的在岸交易商进行债券交易;另外，债券通还接受CNH(离岸人民币)及其他外币支付。
趋势
(一)绿色金融供给端将会得到更大的推动和发展，以促进绿色金融资金的持续供给。我国绿色金融供给端在各种政策的激励下虽然已经获得很大发展，但整体看，绿色金融的供给还远远不能满足绿色金融的需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的核算，2017年我国绿色金融新增资金需求为2.186万亿元，但当年我国新增绿色信贷仅为0.94万亿元。绿色信贷占绿色金融资金供给的90%以上，说明绿色金融供需之间年度资金缺口高达1万亿元以上。在这种强烈需求的推动下，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绿色金融供给端将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激励和支持，以促进增大绿色金融供给，否则绿色金融资金缺口的累积额度会越来越大，严重制约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2018年5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保尔森基金会组织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年会上为如何增加绿色金融供给开出了三大“药方”，他指出：一是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稳步发展碳远期、碳基金等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二是夯实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出台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第三方评估。三是加强绿色融资方面的国际合作，在现有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绿色标准、绿色评级、绿色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合作。这些政策、方法和措施的落实，必然会推动绿色金融供给侧改革取得良好成效。
(二)在绿色信贷取得更大发展的基础上，绿色金融供给端的发展将表现为绿色基金、绿色证券等直接融资手段更快跟进。绿色项目的融资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有机融合。绿色信贷是绿色项目的主要资金获得渠道，但是，只有绿色基金、绿色证券等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才能支撑绿色项目的循环融资，扩大绿色信贷的可贷款额度，否则，绿色项目会因为负债过多而失去进一步申请绿色贷款的能力。但目前绿色金融资金的构成比例很不合理，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例很小，例如，绿色基金仅占0.12%。在绿色金融结构优化政策的引导下，绿色金融直接融资在未来将有较大发展，从而通过绿色基金等直接融资推动绿色信贷发展。
(三)绿色金融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结合将是未来绿色金融技术发展的主体方向。同时，绿色金融需求在未来主要体现在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大气水土壤等的环境治理、绿色农林生态文旅康养一体化等领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的核算，2018年我国可持续能源的资金需求为7907亿元人民币，绿色交通的资金需求为5600亿元人民币，各类环保基础设施资金需求为1903亿元人民币，工业污染治理(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资金需求为3623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