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0年来，面对各种环境思潮和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始终能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主要原因在于其哲学上的突破性。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把握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哲学内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哲学突破性主要体现在它坚持以实践性为最基本的特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并彰显了生态环保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以实践性为最基本特点，为设计人类生态环保问题解决的路径提供了思路。马克思主义在承认自然界客观实在性及其相对于人类的优先性的前提下，从实践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的实践活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紧密相连，那么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路径就理所当然地要从人类自身和社会因素出发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思考问题的实践性主要表现为把实践看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重视人类劳动这个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并发挥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源自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过分执着的追求以及唯利是图的本性，这种执着和唯利是图驱使资本家盲目地扩大生产，全然不会顾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自然环境的恶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既希望引起人们对于生态问题以及资本在其中根本影响的关注，又希望激发人们的生态忧患意识，自觉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处理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把实践看作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手段。重视科技在促进生态和谐中的作用，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不像绿色理论家那样囿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议论，而是着重从制度改革、发展转型、观念转变等方面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实践策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完成了对传统和近代自然观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既继承了古代朴素自然哲学和近代自然观中的合理成分，同时又批判了它们的单一性和机械性，实现了生态哲学上的伟大创新。古代朴素的自然哲学都是把单一的感性物质看做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普遍陷入了感性的多杂性和实体的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古代朴素自然哲学的唯物观点，但是批判了他们关于自然界单一感性物质的本源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辩证性的观点，并最终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唯物向度，主要体现为“自然之先在性”的唯物思想、“人之自然存在物”的唯物思想以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存在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辩证性主要体现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也是生态和谐的实质与核心;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辩证性还体现在自然生态的普遍联系和持续发展属性、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属性、自然和社会的辩证统一属性、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属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核心，体现出革命性和开创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彰显了生态的社会属性，实现了自然生态观和社会生态观的辩证统一。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观在哲学史上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相对立的，它否认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认为自然界是世界的中心和实质，一切自然物都具有天赋的生存权利。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首次实现了自然生态观和社会生态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将人的自然属性作为基础，而强调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正是这种社会生态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自然就是人化的自然，自然是社会的自然，“人化的自然界”直接地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的实践活动表现为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面对开始显现的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认为，现代条件下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态的恶化是由卑劣的、不人道的生产方式和维护这种方式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解决是社会问题，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纯粹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历史条件是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从制度根源、阶级根源、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入手，破解文明与自然对抗的难题。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抛开了传统生态哲学的机械和静止的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使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研究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框架下展开的。他们还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自然史和社会史的交互性、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以及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以保护生态，这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层面入手来探求生态危机的成因与根源，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他们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除生态危机，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同时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
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生态哲学为以后的生态学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哲学认识论、价值判断标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现代生态学的起点。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历史上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的主流是人与自然的二分法，即人类能够完全战胜、全面控制和彻底征服自然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诞生于大自然，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也就必定有自己的自然规定性，其发展受制于生物学规律。虽然他们没有提出“生态学”或“生态哲学”等概念，但他们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观基础和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现代生态学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的、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自然观，对于纠偏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知认识和狂妄态度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生态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宽广的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彰显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融合的内涵，启发了人类发展的合理逻辑，而在人类发展的现实层面，也只有真正地在历史维度中把握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时代脉络，才能实现全面、和谐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哲学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生态视角，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生态视角在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中是相互交融、相互佐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社会辩证法，还有自然辩证法，而且还有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增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覆盖面和科学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哲学内涵，并结合时代特征丰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我们可以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领会其哲学突破性，其中贯穿了实践性、辩证统一和全球观。
实践性贯穿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演进过程之中，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根本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在实践过程中思考、累积与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总结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
“两山论”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辩证统一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和突破。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的关系、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体现了对群众利益的深切关怀、对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对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根本上更新了关于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打破了简单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
“全球治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重的历史观，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广全球视野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这实质上将生态问题和生态文明的发展置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框架下展开，与共产党人谋求全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高度契合，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宽广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