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我国已进入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窗口期”。同时，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成为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底线”。在这个过程中，煤炭的绿色生态发展将成为我国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的主要战场之一。而煤炭的绿色生态发展主要体现为清洁高效利用。如何在这一重要“窗口期”实现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生态转型，已经成为事关煤炭行业自身转型及我国能源变革进程的重要问题。
近两年来，“去产能”一直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关键词”，但清洁高效利用作为煤炭消费方式的重要转变方向关乎行业未来，一直是业内关注的重点。
“目前，除了CCUS、CCS碳减排技术还在研发阶段之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各种技术实际已经相当成熟，具备了推广应用的条件，关键还是要大家转变观念，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在日前召开的2018中国煤炭绿色生态发展论坛上，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会长张绍强作出上述表述。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我国长期享受煤炭的低能源消费成本，煤炭在稳定供保、发展地区经济等方面功不可没，但此前的使用方式导致大气污染是客观事实，要打赢“蓝天保卫战”、贯彻落实北方清洁供暖政策，必须转变煤炭利用方式。如能全面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就完全可以控制煤炭消费对大气的污染。
《高污染燃料目录》阻碍技术推广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示，原环境保护部颁布的《高污染燃料目录》(下称《目录》)，把所有涉煤制品全部列入高污染燃料目录，并提出禁煤区要求。不少地方“一刀切”，无限扩大，阻碍了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和技术进步。
“禁煤区内禁止一切煤炭及其制成品，无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进步。政策的武断和不确定性，导致用户无所适从，燃煤清洁化技术被逼到没有市场，挫伤其积极性导致难以进步。”该人士指出。
记者注意到，《目录》里严格类别中的“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类别”中，“煤炭及其制成品”被定义为“包括原煤、散煤、煤矸石、煤泥、煤粉、水煤浆、型煤、焦炭、兰炭等”。
对此，青岛特利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洪敏表示，事实上，该公司开发的新型浆体化水煤浆循环流化床供热供暖锅炉技术，已有效解决煤炭进城及场内扬尘污染，并通过锅炉自身燃烧，脱硫达到二氧化硫低于50毫克，氮氧化物低于100毫克，袋式除尘后粉尘低于10毫克的要求，实现了煤炭的“清洁制备、密闭储运、高效燃烧、超低排放、清新环境”，是一条实现低成本清洁供热的全新途径。
而对于《目录》中提出的部分煤炭制品的组分含量限制，如将含硫量设定为0.5%，挥发分设定为12%，有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限制暗含只能用特种优质无烟煤，排除了新型解耦炉具的作用，也没有将添加高效固硫剂考虑在内。
据介绍，目前各地已相应颁布出台了锅炉烟气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但个别地区要求煤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比燃气锅炉高，出现了“为禁煤而禁煤”的情况。
“所以，我们建议把原环保部颁布的《目录》修改为《需要严格控制污染的燃料目录》。”前述业内人士呼吁。
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已相当成熟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我国“以煤为主”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能源格局，在可以预见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只能逐步降低煤炭在整个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难度是最高的，全球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科技水平，中国不能等待别人的技术支持，要依靠自己，努力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可用技术。”贾康强调。
张绍强指出，“煤炭是完全可以清洁化利用的，关键是看怎么利用。”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原煤入选率已超70%，连续15年快速增加。同时，已突破大型燃煤超低排放发电技术，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了天然气发电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在此基础上，目前已有超洁净燃煤电厂示范运行;在工业锅炉及窑炉方面，已有大量新型高效清洁化工业锅炉和烟气一体化协同脱除技术和装备可实现超低排放。
而从污染物种类角度看，据介绍，目前我国煤炭燃烧产物的控制水平已相当高。如对于烟尘，已可以采用除尘设施收集去除，技术非常成熟，除尘效率可达99.9%以上，特别是电袋联合和干湿法联合除尘技术;二氧化硫已可以采用入炉前、炉内喷钙和烟气脱硫实施进行脱除净化;氮氧化物已经可以通过烟气脱硝设施还原成氮气排放;对于挥发性有机物，此前在民用散煤的正烧式炉灶内有大量挥发分逃逸，无法克服，但目前的解耦式反烧炉也已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张绍强认为，对于实在难以有效治理的居民散煤用户，可采用相对清洁的能源进行替代，优质无烟煤、固硫抑尘型煤、兰炭等都是可行的选择。
构建煤炭行业绿色标准体系
在张绍强看来，当前推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最大的障碍就是观念问题。他指出，此前，消费者和煤企不愿承担煤炭的外部成本，而将其转嫁到社会上，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当前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百姓的煤炭消费观念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都需加强。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还会倒逼物流转型，如过去只是简单地买卖煤炭，未来或成为订单式，甚至涉及煤炭的清洗加工，这其实是给煤炭行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当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煤炭行业自身以及社会对煤炭行业的观念都需要转变。”张绍强强调。
这一观点得到了上海煤炭交易所总裁张慧的认同。张慧表示，煤炭因其天然属性，如含硫量、灰分量等不同而一直处于“非标”状态，这不仅导致煤炭期货交割不足5%，也成为煤炭绿色转型的阻碍。因此，贸易方式的创新对于煤炭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在中国，绿色金融并不排斥煤炭。”复旦大学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介绍，据了解，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余热暖民等余热余压利用、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改造、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高效清洁化利用，都明确被列在了国内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得到绿色金融政策支持。
在李志青看来，煤炭行业可以更好地在绿色金融中寻求空间，特别是煤炭行业拥有较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基础，透明度高。“目前国内绿色金融的‘绿色’认定缺乏统一的环境绩效评估方法标准。在这样的窗口期，煤炭行业应该积极应对绿色金融的挑战和机遇，制定煤炭业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李志青呼吁。
洁煤网CEO裴晓轩则表示，清洁煤行业以国企为主，对于剩下的大量中小企业而言，其发展的痛点在于资金问题和推广问题。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煤炭行业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广上发力，提高行业、公众对煤炭清洁利用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