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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主导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促进全球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的政策调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代,美国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由此前的贸易扩张转向金融扩张。因为美国强大的金融服务业可以抵消其在制造业方面的劣势,这一转向也有助于美国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加强和巩固美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美元汇率的变动可以起到与贸易政策相近的作用,即通过美元贬值减少贸易逆差,而不是动用保护主义或资本控制,毕竟当时里根政府正在向全球推动新自由主义。
1983年11月,里根访日要求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改革,开放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美国银行、保险公司与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在日本应受到优待,因为美国的金融业与日本的制造业具有旗鼓相当的比较优势,日本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精英也渴望建立一个抗衡华尔街的金融帝国,从而成为真正的世界第一,日本加速了资本开放。此后，美国又推动了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
美国的理由是,日本开放金融市场有助于资本从美国流向日本,而不是此前由日本单向流到美国,日元会因此升值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但结果是资金过剩的日本,其资金大规模流入美国,弥补了其国际收支赤字,推动美元升值。面对这种情况,里根在第二任期的1985年,为了减少经常项目赤字,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和马克升值美元开始了长达10年的贬值历程。
日元大幅升值冲击了出口业,日本官方为了应对升值带来的萧条,在1986年1月1987年2月间连续5次下调官方利率,同时制定了4.3万亿日元的政府投资计划。为了防止日元过快升值,日本银行还实行了“抛售日元购买美元”的持续干预,这一行动导致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
日本此时正由实体经济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产业空心化现象抬头。再加上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大企业青睐海外直接融资,产生“脱媒”现象,银行业为了竞争和生存,忽略风险并降低利率向中小企业放贷如此大量低成本的货币供给与产能过剩的背景,导致资本流向了土地、房产和股票等资产,制造了经济泡沫并破裂。
1900年代初,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利率逐渐回升,资本开始回流美国。1995年初,来自高盛的美国财长鲁宾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希望吸引更多的资金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让政府和企业更容易筹集到资金。这一政策受到G7会议支持,到1997年5月,美元对日元升值了55%,对德国马克升值了30%。
这对实施盯住美元政策并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亚国家构成了严重打击,贸易收支恶化,资本外逃,这些依靠借钱制造繁荣的国家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而出现本币大幅贬值的现象,直接触发亚洲金融危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输出通胀后,顺差国仍然可以通过兑换黄金的方法迫使美国紧缩。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失去了黄金兑换的约束后,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证国内平衡,让外部承担这一失衡调节的压力。
这也是后发国家的“货币原罪”,即如果这些国家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就要靠借外债来弥补,会导致其货币不断贬值;但如果这些国家持续地发生经常项目顺差,就会不断积累外汇储备,本币承受升值压力并吸引更多投机资本流入,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容易发生资产泡沫和通胀。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依赖美国所必须接受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