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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亚洲国家普遍确立“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把出口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美国国内旺盛需求和低储蓄率需要外部融资,因此,亚洲国家用贸易盈余购买美元资产以保证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保持美国旺盛需求,这种需求又促进了亚洲国家的出口,这一循环被称为布雷顿森林Ⅱ体系。
这一模式是新兴市场的孵化器,上世纪70年代日本腾飞,80年代东(南)亚国家崛起,90年代后,中国两位数增长就是基于这一制度安排。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但是,美国长期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然后通过输出金融资产收回美元,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外移(去工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与美元支柱的虚拟化,导致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资金要在全球寻找投机或投资机会,在各国间大规模流动,从而造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
现在,美国经济虚拟化终于让美国也遭受打击,次货危机就是因为布雷顿森林Ⅱ体系的存在,让美联储即使提高基准利率,但大规模的廉价亚洲美元购买债券,使得长期利率不受影响而偏低,促使金融业风险偏好下降,降低抵押贷款的门槛,发行更多生品,制造了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中国的挑战。二战以后,美国曾有苏联这样军事技术和力量强大但经济脆弱的对手,也曾面对经济和制造技术强大但军事力量弱的日本。目前的中国既具有苏联的军事潜力,很快也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这让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更加焦虑不安。
因此,中美经济再平衡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且迫切,比如改变过度依赖外部融资的双赤字,提高储蓄,增加制造业比重,引领技术革命。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Ⅱ体系可能会发生变化。美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可能会让中美脱钩,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启动内需,那么,这种调整不但会让产能过剩更加恶化,还意味着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空间减弱,会为中国结构调整带来额外的巨大压力。
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给日本带来经济体制的逆转样,布雷顿森林Ⅱ体系的消失,将让中国面临更多挑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环境中埋头苦干。旦中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与资本开放(也必须这样做),中国经济体制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当汇率的风险私有化后,金融部门和企业可能无法适应;当利率市场化后,国有企业的真实效率就会显现,对于一个没有经历真正资本市场考验的“温室经済体”,同时又缺乏监管文化的国家,金融改革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陷阱。
中国专家鼓吹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模仿美国战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规模经济,重视以大批量生产为基础的GDP增长。这种模式追求GDP的总量增长以及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最终确立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具有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但这种模式的长期后果带来“滞胀”,也就是当前中国所处的阶段。
直到里根总统推行改革后,美国才战胜滞胀。他吸取了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减少政府开支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鼓励企业投资,并通过取消管制、垄断等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并继续追赶美国,就必须继续学习“里根经济学”。但是,利益集团以意识形态为借口阻碍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捍卫所谓的“中国模式”，他们哪里知道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从美国“进口”的。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的双重调整风险,中国短期内应该挤压经济泡沫,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货币供应量,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以应对资本外流风险;对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中国应该进行伟大的变革,改革应试教育,鼓励科技与文化创新:取消大部分行政审批和管制,打破国企垄断,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
当然,政府也应该为企业和居民减税,政府要深刻反省为什么“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与消费不足”同时发生,因为政府用税收、土地财政和信贷不停地进行投资,制造了过剩产能与通货膨胀,在这个过程的分配,国民拿得最少，政府与垄断企业拿走了最大的部分,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消费不足的现象。中国若要建立一个依靠内需的经济体,政府就必须撤出市场让其自由竞争,藏富于民，并将更多的财政资源与精力投入到国民和市场服务中去。
中国无疑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主要是来自内部而非美国。因为唯一阻碍中国改革的力量在体制内而非民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落后的管制手段无法对转型做出反应。中国经济的挑战迫在眉睫,领导层必须拿出勇气与意志承担历史责任,改革决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和文件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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