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软件必须走高端路线，亟待建立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沿老模式走下去，路将越走越窄。
软件正成为日用消费品。汽车导航、银行刷卡、医疗单据、通讯工具，几乎成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消费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应用正是基于软件。
然而，也正是由于消费多元化、急速的更新换代和激烈的竞争，使得软件行业成为一个“短命行业”。业内人士打趣，“在这个行业里，活10年算比较伟大，活20年开始有危险，再活20年就必须高度警惕，着手再造自己的生命”。
“助推器”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与服务外包密不可分。在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刘积仁看来，服务外包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堪称软件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在第一阶段，我们试图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软件，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我们没有取得结果。然而，我认为至少有两个阶段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一是中国软件技术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信息化建设过程相结合，这个结合使得中国一大批软件企业崛起，也使得一大批基础设施方面的软件提供由中国企业来主导。第二就是软件外包，使得中国软件形成规模，特别是把"中国可以做软件"这个概念在全世界做了推广。”
根据2012年《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中国软件出口基本保持了每年50%以上的增长率，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是软件出口主要方式。
2011年，ITO出口138.7亿美元，占软件出口总额的96.7%，比2010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占比越来越大。
其中，美国、日本、中国香港是中国内地软件出口的前三大市场，2011年出口金额合计达80.7亿美元，同比增长40.5%，占中国内地软件出口总额的56.3%。
第四大市场为欧盟，欧债危机传导致使2011年我国对其软件出口为15.9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出口总额不及对美、日出口的1/5,增速不及对美、日出口的一半，但中国企业对拓展欧盟市场仍抱信心。
第五大市场韩国今后将成中国软件出口的主要市场，2011年中国大陆对韩出口为6亿美元，同比增长340%，赶超对中国台湾的出口。
瓶颈凸显
过去十年，中国软件产业保持了年均38%的增速，出口更是达到50%的年增长率。但正如刘积仁和业内人士所指出的，当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按人头和规模从事的外包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战。
2011年，中国软件产业共实现软件业务收入1.85万亿元，同比增长32.4%，增速比2010年下降8.6个百分点。
当中国外包形成规模时，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软件行业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成为一个软件工程师成本越来越高昂的国家。据悉，一位中国服务外包普通员工的月薪在4000元~6000元人民币之间，是东南亚国家的2~3倍。
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商务业务规模和稳定性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令中国软件全球客户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基于成本考虑，不太可能一直付出较高代价购买目前的中国服务。
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软件的毛利润在剧减，从过去的30%~50%降到10%左右。就像手机、电视甚至汽车等制造业一样，软件行业并不因为不断增长的需求和不断扩大的规模，就能拥有丰厚的投资回报。
也正因为此，一位西部省份软件园的企业家对记者说，软件行业现在利润率不比以前，尤其在企业快速扩张时急需资金，但获得的资金扶持有限，所以不少软件企业以地产和多元化投资为路径筹资，而投资软件园正是以另一种方式投资房地产，以此获得软件扩张所需的资金。龙头企业东软也不外乎此。
此外，除却软件出口强国爱尔兰、以色列，印度之外，捷克、菲律宾和埃及、巴西都出台了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成长为服务外包目的地。
与此同时，中国外包的客户正在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新兴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中心。
也就是说，中国软件很可能和客户的某个事业部成为竞争对手，因为跨国公司正在全球布置自己的网络。正如美国SPSS公司资深副总裁、首席统计师石静云曾对记者所言，服务外包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内包，即由公司的某个部门承担曾经分包出去的业务。
过去，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的目标是为了帮助客户节省成本，而未来节省成本的空间已经变得十分窄小。外包只有变成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有持续的发展空间。“这个价值本身一定会使我们将技术与应用环境结合、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与新经济、与生活方式、与日常消费相结合。”刘积仁说，“任何一个技术如果不和好的商业模式结合，就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走高端
仅从对日外包来看，中国离岸外包虽然承接了日本70%的业务量，但却只占日本该产业生产总值的不到1%。“并非市场需求不足，而是中国服务外包能力不足。”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孙鹏对记者说，从去年开始，他发现前来软交会洽谈项目的日商不再将简单的写代码业务发包给中国企业，而欲将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加工、测试甚至销售在内的整个产业链交付给中国企业完成。
这意味着，中国软件和服务外包必须走高端路线。
在走高端路线方面，东软在7年前就意识到未来不会那么美好，因为人力成本在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从那时起，东软开始考虑新的商业模式，并作出转变：从人员规模化转变为知识资产，以专利、卖拷贝和产品为发展方向；从以技术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变成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模式，因为当客户有足够的盈利空间日本，东软才能有机会为其提供更多的服务。
当跨国公司在中国寻求更多的低成本工程师的时候，东软于几年前开始在德国寻求昂贵的、高质量的工程师来解决汽车信息化发展需求问题，欲从低成本优势转变为高质量人才优势，是因为产业的核心在于人才。目前，东软在德国拥有200多名汽车信息化专家研发队伍，在罗马尼亚设有欧洲研发中心，与日本客户关系紧密，并将触角伸入美国汽车界。
孙鹏认为，深掘国内市场是另一条发展路径。“中国市场非常大。”孙鹏说，日本地震后，基于信息安全和电力能源的考虑，许多产业有向中国转移的意愿，核心和精密环节则转移到中国周边地区，比如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因为它们离不开中国的市场需求。
而具有为欧美日等国际知名企业外包经验的中国企业，从管理、技术层面来说，具备国际水准，接受国内客户的外包从技术上说不在话下。
苏州工业园的负责人也曾对记者说，中国软件和外包与印度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业化程度发达的中国拥有非常广阔的国内市场，国外客商尚意欲寻宝，因此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在国内市场“留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