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碳市场将如何推进?我国是如何主动参与《巴黎协定》，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能源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带着问题，本报记者于近日专访了“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终身成就奖得主、巴黎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及研究员李俊峰。
把发展装进环境的“笼子”
中国能源报：我们在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时，究竟在谈些什么?
李俊峰：应对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关于发展转型的问题，主要包括增长方式转型，即解决“碧水蓝天”的问题，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活方式转型，控制不合理不健康的消费，倡导绿色慢节奏生活;能源系统转型，也就是能源的清洁化和低碳化革命。
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的《巴黎协定》、2016年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好，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照顾到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平衡，实现共同繁荣，并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安全。
与此同时，还要控制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既要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又要防止它的破坏力，重点就在于创新可持续发展技术，把发展装进环境的“笼子”，通过《巴黎协定》这样的红线进行约束。我国提出的自主贡献就是一条红线，各地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改善、不能恶化也是一条生态红线。
中国能源报：可否进一步阐述气候变化与能源革命的关系?
李俊峰：有人觉得这二者离自己很远，其实不是。人类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正是引发气候变化的主因。对此，《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不超过2度，最好不超过1.5度的目标。
过去以高资源消耗为支撑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今要求。气候变化约束人类行为，也促成发展方向的选择。直到本世纪末，能源低碳化都将是一条极其艰难但又必须要走的道路。我国已经开始了能源革命，且态度非常坚决，再三强调全面履行《巴黎协定》，百分之百兑现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走出能源低碳化的新路子
中国能源报：您说的能源低碳化“极其困难”，难在何处?
李俊峰：全球的能源系统转型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1955-1972年清洁化阶段，通过减少对煤炭的依赖等手段治理大气污染，完成从煤炭向油气时代过渡;第二是1972-1992年高效化阶段，为应对石油危机后能源枯竭的威胁，而大幅提高能源效率，以较少的能源创造更多的财富;第三阶段约从1992年到本世纪末，即能源低碳化时代，为应对气候变化，用非石化能源代替石化能源。
然而我国并未跟上世界能源清洁化步伐，能源效率较低，目前能源消费超过80%为高碳能源，其中60%多是煤炭，低碳转型之路比大多数国家更困难。具体来讲，一是难在观念，我国能源行业长期处于垄断，作为“抱着的孩子”尚未跟上世界潮流，要知道是发展转型推动非化石能源的使用，而不是因为化石能源用完了。二是难在市场化进程不足，清洁能源作为好东西却未卖出好价钱。三是难在清洁能源产量比例较小，从量变到质变还需一段过程。
中国能源报：困难之下，我国的低碳化道路怎么走?
李俊峰：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化石能源消费实现了现代化，然后转向非化石能源消费。如美国人均20吨二氧化碳实现了现代化，然后降至15吨以下，欧盟从人均10吨降到7吨以下等。我国或可在7吨至10吨之间实现现代化，然后降到5吨以下，并且是通过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一条新路子。
发展转型成就了能源系统由煤炭向油气时代的过渡，也一定会推动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而这，离不开像德国一样重视环保的观念，像美国一样用市场手段推动技术转型等因素。
碳市场是能源转型的润滑剂
中国能源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碳交易目前呼声很高，并将在年内启动全国统一碳市场。您对此怎么看?
李俊峰：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是我们对国际的承诺，也是碳减排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启动只是一个程序，更重要的是正视其困难。
我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还在路上，石油、电力等仍为国家定价，而非市场化运作。“碳”是依附于能源产品而计算出的“衍生品”，碳市场则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结合，更像一个“人造”市场。主要产品尚未商品化，“衍生品”更难实现市场化，还需一系列规则设计。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要慢慢来、有耐心。做好了，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更是能源市场化进程中的润滑剂。
中国能源报：能源企业如何应对困难带来的不确定性?
李俊峰：提起不确定性，大家可能会想到特朗普事件。其实“黑天鹅”不会改变世界，因为技术进步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面对当前清洁、低碳能源的需求，清洁化和低碳化便是能源企业的发展方向，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技术创新也须适应可持续发展新趋势。同时，按照万物互联原则构建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市场化体系， 不断降低成本，满足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需求。
清洁化、低碳化和智能化的能源系统将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这是一个“鸟枪换炮”的自然过程，而非“壮士断腕”或“刮骨疗毒”，我们应该积极拥抱这一天!
2017年“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俊峰
把发展装进环境的“笼子”
中国能源报：我们在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时，究竟在谈些什么?
李俊峰：应对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关于发展转型的问题，主要包括增长方式转型，即解决“碧水蓝天”的问题，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活方式转型，控制不合理不健康的消费，倡导绿色慢节奏生活;能源系统转型，也就是能源的清洁化和低碳化革命。
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的《巴黎协定》、2016年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让生活更美好，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照顾到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平衡，实现共同繁荣，并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展安全。
与此同时，还要控制科学技术的两面性，既要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又要防止它的破坏力，重点就在于创新可持续发展技术，把发展装进环境的“笼子”，通过《巴黎协定》这样的红线进行约束。我国提出的自主贡献就是一条红线，各地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改善、不能恶化也是一条生态红线。
中国能源报：可否进一步阐述气候变化与能源革命的关系?
李俊峰：有人觉得这二者离自己很远，其实不是。人类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正是引发气候变化的主因。对此，《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不超过2度，最好不超过1.5度的目标。
过去以高资源消耗为支撑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今要求。气候变化约束人类行为，也促成发展方向的选择。直到本世纪末，能源低碳化都将是一条极其艰难但又必须要走的道路。我国已经开始了能源革命，且态度非常坚决，再三强调全面履行《巴黎协定》，百分之百兑现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走出能源低碳化的新路子
中国能源报：您说的能源低碳化“极其困难”，难在何处?
李俊峰：全球的能源系统转型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1955-1972年清洁化阶段，通过减少对煤炭的依赖等手段治理大气污染，完成从煤炭向油气时代过渡;第二是1972-1992年高效化阶段，为应对石油危机后能源枯竭的威胁，而大幅提高能源效率，以较少的能源创造更多的财富;第三阶段约从1992年到本世纪末，即能源低碳化时代，为应对气候变化，用非石化能源代替石化能源。
然而我国并未跟上世界能源清洁化步伐，能源效率较低，目前能源消费超过80%为高碳能源，其中60%多是煤炭，低碳转型之路比大多数国家更困难。具体来讲，一是难在观念，我国能源行业长期处于垄断，作为“抱着的孩子”尚未跟上世界潮流，要知道是发展转型推动非化石能源的使用，而不是因为化石能源用完了。二是难在市场化进程不足，清洁能源作为好东西却未卖出好价钱。三是难在清洁能源产量比例较小，从量变到质变还需一段过程。
中国能源报：困难之下，我国的低碳化道路怎么走?
李俊峰：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化石能源消费实现了现代化，然后转向非化石能源消费。如美国人均20吨二氧化碳实现了现代化，然后降至15吨以下，欧盟从人均10吨降到7吨以下等。我国或可在7吨至10吨之间实现现代化，然后降到5吨以下，并且是通过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一条新路子。
发展转型成就了能源系统由煤炭向油气时代的过渡，也一定会推动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而这，离不开像德国一样重视环保的观念，像美国一样用市场手段推动技术转型等因素。
碳市场是能源转型的润滑剂
中国能源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碳交易目前呼声很高，并将在年内启动全国统一碳市场。您对此怎么看?
李俊峰：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是我们对国际的承诺，也是碳减排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启动只是一个程序，更重要的是正视其困难。
我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还在路上，石油、电力等仍为国家定价，而非市场化运作。“碳”是依附于能源产品而计算出的“衍生品”，碳市场则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结合，更像一个“人造”市场。主要产品尚未商品化，“衍生品”更难实现市场化，还需一系列规则设计。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要慢慢来、有耐心。做好了，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更是能源市场化进程中的润滑剂。
中国能源报：能源企业如何应对困难带来的不确定性?
李俊峰：提起不确定性，大家可能会想到特朗普事件。其实“黑天鹅”不会改变世界，因为技术进步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面对当前清洁、低碳能源的需求，清洁化和低碳化便是能源企业的发展方向，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技术创新也须适应可持续发展新趋势。同时，按照万物互联原则构建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市场化体系， 不断降低成本，满足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需求。
清洁化、低碳化和智能化的能源系统将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这是一个“鸟枪换炮”的自然过程，而非“壮士断腕”或“刮骨疗毒”，我们应该积极拥抱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