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由中国首倡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联合发布的首份《“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白皮书》统计，到2017年底，中国已经累计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份合作文件，涵盖基础设施、产能、投资、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
自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历经5年发展，已经由多国倡议变成全球共识。与此同时，中资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践的主体，他们在5年的投资实践中，无论是合作理念、投资方式还是未来规划，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企业家们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给自己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近日在第九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召开期间，专访了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燕明。
通过投资带动承包建设
NBD：“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5年，5年来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多新变化，从企业投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李燕明：中国电建集团在海外从事业务很多年了，可以骄傲地说，我们通过这么多年海外的工程建设、投资、运营，培养了一支非常过硬的、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专业队伍。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机构和代表处，辐射范围不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全球范围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这种新变化和新挑战对建筑承包工程企业而言是最直接的。原来我们是单纯的做承包工程，输出劳动力、设备和新的技术，这种方式虽然低端一些，但是可控性强，我们对整个建设项目有自己专业的判断，比较可控。
但现在处在后金融危机这样一个时期，原来我们所熟悉的承包或者说总承包、EPC这类的模式越来越少了，这就需要我们创新思维。
NBD：过去我们是输出劳动力、设备、技术，那么现在有没有形成一些新的创新举措，来适应国际市场环境?
李燕明：现在，我们会通过投资来带动承包、带动建设。
也就是说，现在基础设施开发的模式正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基础设施领域，我们的项目体量比较大，建设周期长，内部的关系比较复杂，原来纵向的经营模式已经很难适应。这种转变，实际上对企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组合和能够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要求更高了，需要企业为整个基础设施提供一揽子的综合考虑。
NBD：您能否结合中国电建的实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投资理念和模式的变化?
李燕明：先简单介绍下，中国电建主营业务主要有三大板块：一个是能源电力，就是这个企业核心的一部分;第二是基建设施;第三是水资源与环境。
所以，我们不仅可以投资开发，还可以规划设计，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可以为投资目的国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比如有一个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和我们沟通，想搞一个化石能源的电站，但经过认真仔细的调研，我们告诉他，因为这个国家的煤很少，火电开发对煤的需求很大，不得不依赖进口。而通过水资源和风能发电则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的不仅是投资项目，还有对他们国家未来能源建设的规划。就以这个国家为例，最终，该国政府将整个能源规划交给我们来做。
对社会资本参与持开放态度
NBD：基建投资面临融资缺口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您如何看待未来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
李燕明：社会资本的介入，确实能够有效缓解基建领域融资不足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上市公司，本身就有社会资本在参与。当然我们又是个负责任的公司，现在要想和我们结伴而行的社会资本很多。我们和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彼此都非常信任。
社会资本介入以后，一方面更加看重投资回报;另一方面，也需要树立更强的责任意识，需要建立完善评估机制和监管措施。对于社会资本，我们也是持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NBD：中国电建的海外工程项目都非常大，在国际金融环境和政治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风险防范举措?
李燕明：关于风险的问题，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现在主要含有两类风险：一个是传统性的风险。作为企业来讲，往往是指生产经营方面的风险。这一类风险，对我们而言还相对好控制一些。因为中国电建无论对方案还是对商务方面的经营性风险都有自己的看法。
比较难应付的是另一类风险。这些年，随着我们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多，涉及的国别越来越多，非传统性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记得两年前，在非洲某国，我们21位员工曾经经历过绑架事件。作为承包商，这一类的风险不太好预判。
所以，我们在海外做投资，视野一定要拓宽，除了投资经营，还需要和当地政府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要能得到当地政府、警察和军队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