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电力调度对大气污染防治有什么样的作用?
李俊峰：电力调度重点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里提到的一个目标──绿色调度、效率优先。电力系统应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首先，从清洁不清洁、低碳不低碳排定调度顺序，清洁低碳的发电量优先上网;其次，同样排放水平的，效率高的优先上网。通过调度优化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完成生态文明建设对电力系统的要求。
要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的效果，必须打破省间壁垒，实行区域联防联治，整个电网要统一调度。政府要给电力调度中心授权，制定绿色调度实施方案，方案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保有效实行。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太阳能、风能资源很丰富，京津冀、长三角又亟须减少煤炭消费，跨区域的清洁电力消费模式，不仅可以解决可再生能源等清洁电力的消纳问题，还会为大气污染治理作出很大的贡献。
记者：电力系统本身的绿色发展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李俊峰：在我国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战略中，“清洁”“低碳”是两个方面，电力系统的绿色发展要紧紧围绕着清洁和低碳做工作，现在电力系统的清洁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特别是在常规污染物减排方面，比如煤电的超低排放技术大幅度减少了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但是没有减少发电过程中的重金属排放和碳排放。也就是说，电力系统的清洁生产仍需继续努力，同时还要看到，电力系统最大的短板是低碳，要在低碳方面下功夫，要从单纯的清洁向清洁低碳过渡。减排包括常规污染物的减排，也要包括重金属和碳的减排，这几个方面都要兼顾到。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要达到50%，而目前占比还不到35%。我国巴黎协定的自主贡献的要求，到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40%以上，电力系统碳排放不达峰，全国的碳排放就很难达峰，因此电力系统由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实现绿色发展的任务很艰巨。要从电源构成上限制燃煤发电，向清洁能源、低碳能源转化。同时，尽可能把燃煤电厂，特别是中小机组改成调峰电站，增加调峰能力，为非化石能源发展让出空间。
记者：对大气污染防治中煤电企业利益受损失的情况怎么解决?
李俊峰：针对这种情况，要发挥好价格杠杆的作用，通过“减量不减收”的方式进行煤电机组改造。可以把煤电机组分成两类，一类是带基荷的，保障4000小时以上的年度利用小时数，电价可以低一点;本地机组改成调峰电站的，实行调峰电价，如在标杆电价基础上提高一点，让调峰电厂不吃亏或少吃亏。对某个煤电企业来说，总体算下来基本收入持平。这个电厂没有减少收入，但这个地区却减少了煤炭消耗，改善了大气质量。
另外可以用市场交易电量的方式解决。绿色调度的可行方案就是形成共赢机制，改革必须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不能简单用关停并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记者：怎样看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地区间的协同?
李俊峰：大气污染首先要群防群治，同时要协同治理与协同发展。大气污染防治有轻重缓急，不同地区有不同政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是重点区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三大发展战略的第一个区域，2+26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放在比较高的位置，在能源协同问题上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也要全盘考虑，互联互通互济很必要，要在地区之间协调安排清洁电力的供应和煤电机组发电指标。
山东、河南和山西以及内蒙古都应与京津冀一起，通过清洁电力的联合调度，取得污染防治的积极效果，甚至可以扩大到京津冀和长三角协同治理，让环境容量大的地方煤电多发一点，环境容量小的地方少发一点，内蒙古、河北，乃至东北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可以向山东和河南，乃至江苏、上海、浙江多调一些，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法。电网同时要进行安全调峰能力的系统准备，对电力调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同能源之间也要进行协调发展。比如北京整体收入水平较高，用得起天然气发电，即使如此，北京也可以让天然气少发电，把用来发电的天然气调出来让周边地区进行燃煤替代，北京以及一些大城市的新建建筑，包括既有建筑的改造等，尽可能使用地源、水源和空气源热泵等新技术，实现以电力为能源的冷热联供。北京每年天然气消费高达150亿立方米，而去年京津冀地区整个煤改气用气量也不过是100亿立方米，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协同治理的原则，城乡统筹，改变过去优质能源主要保大城市的做法，而是根据价值规律和治理效果，安排好能源替代，以及合理的能源供应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