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高的补偿标准不可持续
“现在这么高的补偿标准,一定会造成大家有机会就改造,或者想办法改造。”
袁家海说,“目前深调市场不是真正的辅助服务市场,而是电厂和电厂之间提供服务,你调了我不调然后我给你出钱的一个市场,这就会出现行政确定的补偿标准承受不住的问题。我估计今年或明年这个问题就会非常快地显现出来。”早期电力系统没有任何灵活性、补偿高一点可以，但不能一直用这样的标准做。
据介绍,目前补偿主要是针对热电解耦机组的,以后肯定会考虑到常规机组最小出力的改造。但这块相应的改造成本可能更难估算,因为监管部门很难掌握不同电厂稳定最小出力需要的成本。
《报告》指出,随着灵活性改造的实践越来越多,当前较高的补偿标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有序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不断完善辅助服务的补偿政策,避免价格扭曲,推动补偿报价向均衡点移动。
项目组认为,目前深度调峰机制是在计划框架内做的局部性市场化改进,只是一个深度调峰变相服务。价格怎么定?有一个报价的方式来定。实际上成熟电力市场中是没有深度调峰这个辅助服务产品的,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辅助服务。真正意义上的辅助服务只有调顺、调压、黑启动调项,没有深度调峰这项服务。国外主要通过分时电价号导市场主体在高峰和低谷时段调整出力来解决。
新动能时期的两大不确定因素
在过去,重工业和第二产业用电与全社会用电量趋势是一致的,旧动能直接决定着电力消费走势。从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増长的新旧动能也处于切换阶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进入新动能时期的电力消费走势又会是什么样?袁家海认为,有两大不确定性的因素。
第一是电能替代。在电力过剩尤其是强力治霾改善空气的背景下,电能替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目前已经宣布到2020年电力替代要完成4500亿度电的目标。据国网的数据,2017年就完成了差不多1000亿度电的目标。所以这是我们这两年电力消费增快的一个很大的动因。”袁家海表示。
电能替代对于需求侧管理也提出了现实要求。《报告》提到,影响煤电供给侧改革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来自需求及负荷增长。在稳步推进电能替代的同时,须着力发掘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需求侧资源,充分重视需求响应对优化负荷曲线、保障电力平衡、抑制电源投资不合理增长的功能。建议有关部分尽快把需求响应纳入电力规划。
第二是高耗能行业的退出。“大家都知道它要退,问题是什么时候退,这里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袁家海说,2014年和2015年电力消费之所以出现超低增长,是因为中国经济失去了旧动能,而新动能还未成长起来。到了2016年、2017年,新动能已经初步成型。“至少从高附加值产业来看,新动能成型了。2018年头两个月高附加值制造业用电数据增长将近20%,非常快。”
但在其看来,到目前为止,旧动能并没有真正的退出。2018年之后一定会出现新动能加速发展、旧动能退出的情况。“这里存在不确定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