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黎E-mail:jiangli@csg.cn
就在煤炭、电力“过剩”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电煤竟在瞬间供应紧张—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间，贵州电力数次红色预警,几度错峰限电。
当事各方说,上半年需求还是疲软的,一进入下半年电煤就突然紧张了。
但供应紧张当真是突然爆发的吗?更多人相信,这是一系列变化纠缠在一起,产生出的难以预测的结果。
不同于北方地区的几个煤炭大省,贵州煤矿往往被业界称为“鸡窝煤”,规模小、数量多是其主要特征,而这些小煤矿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当地电厂的运转。2010年，淘汰落后产能的号角吹响,贵州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力度也随之加码,年产量在30万吨以下的矿井成了“最不受欢迎”的那一拨,这其中包括大量已经长期停产停建或资源估竭的无效产能,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因为产能太小,加上环保等方面不达标,被规模化的煤矿。
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一个行业整体向上发展,同时也利于各方监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缺乏对基础条件的充分考虑,只在数量上“一刀切”,很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震动。而在去产能之前,以民营为主的贵州煤炭行业已经陷入低谷,极度缺乏资金,人员流失严重,对一个即将自然进入产业洗牌、升级的行业,是否还需要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加速其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认为,政府的职责不是选择产业,而是造就商业部门的创造力、激励企业家的创新。
放到煤炭行业,收紧金融政策,财政鼓励机械化生产，引导人才流动等,用于促进产业升级似乎就已经足够。直接选择产业的优点在于见效快,而风险在于,计划与市场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行政命令始终落后于市场的供需变化，导致需要在短时间内补上更多紧急政策,绞尽脑汁平衡产业链上下游,才能重新把狂野的市场捆回正轨。
贵州电煤紧张也并不是一家之事,其周边各省区,如重庆、云南、广西等都有从贵州进口煤炭的需求,在全国去产能的环境下,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从而加剧了省内供应的紧急程度,以至于政府只能强制企业把煤留在省内甚至市内,再现十年前大凝冻时“电追煤”的极为“不市场”的场景。
除了电煤会在区域间流动之外,电力也并非局限于省内。电煤供应紧张的这段时间里,西电东送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贵州完成西电东送政府间协议电量比例同期下降明显,而这无疑对南方各省区的送电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当西部省份电力多余时,高价也要东部省份接,而当东部省份需要电力支持时,西部省份又可能因为自身负荷的提升或供应不足而“救不了火”。
部分业内人士提出,西电东送极大地促进了省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但随着电力市场的不断放开,是时候考虑从政府间协议转向基于供求关系的市场机制运作了。
基础性能源的供需出现突变,很可能影响所在省份周边地区的供需情况,产生“蝴蝶效应”,扩散风险。
虽然目前电煤保供压力已逐渐减轻,但希望煤电两大行业再也不必经历从产能过剩到保供应的“无缝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