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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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不过去的煤炭时代，进入不了的油气时代，引领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时代。”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最近一次接受采访，对于未来30年中国能源结构如是判断。
这可能是少有的油气领域出身的专家，对于油气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持谨慎和保守态度的表态。但是在电、煤等其他能源领域，对此可能早有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于，中国的油气资源一方面不如煤炭那般丰富且资源点分散，超过40%的对外依存度将为这个消费大国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在技术升级与创新上，油气仰仗的进口再消化难以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相媲美。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2018上海能创论坛的演讲中就提到，国际上依次经历了煤炭、油气和可再生能源三个不同的用能阶段。其中在以油和气为主的阶段，其一次能源的比重会达到50%以上。但是中国不会经历这个阶段，也不可能有一个油气为主的阶段。所以中国能源结构的第二阶段与国际上不一样，中国将是一个多元结构，也就是煤、油、气和可再生能源此消彼长，在几十年后走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第三个阶段。
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濮洪九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有一段回忆，“当年大庆油田开发以后我们国家油多了，是那个时候就把油替代煤发电，干了不到一两年，结果油不够了，怎么办呢?又让煤代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煤代油办公室，组织一大批力量让煤炭增产来代替油不足。”针对煤改气的状况，他表示，“天然气代替煤炭当然好了，关键是气量不足。”
是的，2017年环保压力下在华北大规模推进的“煤改气”工程，就一度引发了巨大的质疑。关键点之一，正是中国在掌握天然气资源方面无法具有完全的主动权。一旦中亚地区同样面临寒冬，或直接发生供应违约，作为下游消费国的中国难有更多的手段来应对，多数时候只能任凭上游给出不合理的条件。这是上下游关系的不对等。
其实令不少天然气从业者感到无奈的是，天然气所承担的政治、外交等任务非常沉重，但能源行业内能站出来为之发声的声音极少。甚至有不少上游人士表示，进口天然气处于亏损，高昂的气价很大程度源自早期在国家外交指令下签订的长协，而非单纯的商业化考量，选择与更为遵守合约且信用评级高的出口国签订合约。这可能是作为天然气进口大国的无奈。
能源领域本身就具有极为强烈的大国博弈色彩。1973年爆发的中东石油危机，直接倒逼了一次能源进口、消费大国探索如何实现自给的路径。美国也正是从70年代才开始在非常规油气领域寻求突破，直到30多年后的2009年才取得革命性成功。日本也是从1973年开始，在氢能领域谋篇布局，以期实现从海外进口供应主体更为多元的可再生能源。
若要在能源领域掌握主动权，中国在天然气领域可用来博弈的变量太少。同样的，在以技术突破与生产力飞跃式发展作为引领能源革命的标准时，天然气领域稍显滞后。无论是上游勘探技术还是燃气发电的核心技术，均依赖于进口再消化。事实上，油气资源的开发属于高科技行业。北美非常规油气的成功，正是有赖于在勘探开发领域创新技术的突破。若中国天然气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发力创新技术的突破可能是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