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冯洁
能源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什么?答案之一是:重申常识。
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能源革命，完成产业转型，挑战在于:第一，我国仍处于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阶段，必须直面以工业为重点的绿色发展现实，不能单纯地依靠调整产业结构解决环境问题;第二，从来不存在既便宜又清洁还供应充足的能源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偏好下做出权衡和抉择，有舍有得;第三，如果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严肃对待，化专，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化石能源的终结者石燃料成本高企，也会给可再生能源行业带来相对成本优势的反转
事实1:中国仍是工业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以工业为重点
在11月23日结束的2018上海能源创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史丹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以来我国三大产业增长对GDP的贡献发现，工业增长的贡献最大，“去掉价格因素后，服“ 务业增长在GDP中的占比还不是特别大。”这意味着，“有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了，完全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史丹表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有两个共识:第一，经济发展失去工业支撑就失去了动力，所以德国有工业4.0，美国有再工业化，日本提倡绿色发展;第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要实现绿色工业化或者低碳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最大区别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传统的工业化是市场机制自由发展，以经济价值、自我效用最大化为核心的选择。绿色工业化是对这种观念的修正和抛弃，要实现绿色发展，要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能源转型，中国的能源要跨越式发展，实现从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其中，油气承担过渡功能，过程越短越好。在生态环境、清洁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促进转型，举个例子，如果完全按照市场选择，很多人是不会选择天然气的，会回到烧煤的老路上。这个时候需要政策支持促进转型。还有推动能源体制的革命，也是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的重要内容。现在很多人说技术也成熟了，经济性也不错，但是就是转不了，很多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体制改革滞后。
事实2:在能源补贴大量存在的前提下，中高收入群体没有立场抱怨能源价格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能源经济系主任郑新业强调，现代能源经济体系建设，必须尊重国情和禀赋约束。我国的国情是工业比重高，经济结构中高耗能产业多，同时人民收入水平较低，为高品质能源支付较高价格的意愿较低。这一现实要求继续进行能源市场化改革，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优化协调不同政策工具，减少因政策叠加和冲突造成的损失。由于存在既要供给充足、又要价格合理还要清洁环保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就需要决策者在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偏好下做出权衡和抉择，有舍有得。
在郑新业看来，中国能源发展有10大事实不容忽视:其一，能源供需总量不平衡，供给压力大，尽管能源强度不断下降但仍高于OECD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其二，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新能源发电及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不高，环境与碳排放压力大。由于不同能源品种的交叉需求弹性不同，能源价格、基础设施、环保政策和政府补贴等因素，都会影响能源品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
其三，政府、企业和居民都担心能源价格的冲击。我国电价存在交叉补贴，能源支出占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比重上升，但要区分不同能源价格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此外，能源价格波动的宏观影响要具体分析，大量研究表明，国际油价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小。同时，需要重新思考能源领域的“大宗商品”概念。能源产品与农产品有本质差异，稀缺性、产业组织、需求弹性以及外部性上都与农产品差异较大。
其四，不同人群用能存在差异且能源补贴规模巨大。按收入水平区分人均年用电量，高收入户的现代能源如电力、管道燃气等的消费量高于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传统能源如煤炭消费高于高收入户。这意味着，对现代能源消费的补贴，更多的是补“富人”。同时，能源支出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也较大，以水电燃料等支出占比来看，低收入人群由于燃料支出比重高，比高收入群体更易受到能源价格的影响，比如，水电燃气的消费支出，在最困难群体中的占比高达9.51%，而在最高收入群体中仅占3.42%可以跟能源消费支出对比的是在外出吃饭支出，最困难群体的外出吃饭支出比例只有4.67%，最高收入群体则有9.11%。这说明高收入人群在外吃饭多，低收入群体主要在家做饭吃。居民消费的电力、燃气等能源都是享受了补贴之后的价格，中国的能源补贴规模很大，另外该征的税没征也叫补贴。因此，在谈居民用能源价格时，其实中高收入人群是没有立场抱怨的。
其五，我国的经济是能耗堆砌型发展，转型压力大。制造业也是整个附加值的主要来源之一，高耗能行业能源需求占比超过一半，六大高耗能产业占我国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的80%，中国制造的高耗能产品在全球产量中占比高。
其六，计划体制压制劳动生产率。发电小时数倒挂，高效率机组得不到合理的发电小时数，国外优质能源进不来。其七，能源缺口扩大，数量风险和价格冲击压力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我们是能源出口国，出口创汇，那时希望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能源产品涨价，发展到现在，我们是主要的能源进口国了，又希望能源价格降低。这个立场不能说有错，但要在国际经济秩序的视野下考虑，在“带一路”的背景下，要有相对一致的能源价值观。其八，中国能源需求在全球比重不断提高，已经超过20%了。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对外投资稳步增长，能源贸易占全球比重提高。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需求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同时意味着，他国的汇率、气候变化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都和中国对外投资有着直接关系，必须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能源政策和企业战略。
其九，节能减排与发展权存在两难选择。我国的能源大省一般都是经济较落后的省，不调控这些省问题解决不了，调控这些省的话，靠他们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差。这是决策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全中国都是上海、浙江，问题早解决了，浙江、上海工业高附加值，涨一点电价没有太多影响，中西部涨三五分电价很可能厂子就倒闭了附加值程度不一样，能源政策给各地带来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其十，能源领域市场体制与监管框架初步建立。表现为煤炭领域整体实现市场化但有计划逆转现象;电力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品油市场化改革方向初步明确;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整体而言，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有成但存在问题。
事实3:要发展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碳管制，采取更务实的气候战略
气候变化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关系大吗?昆山杜克大学环境项目主任张俊杰教授的回答是，稍远，但气候变化是能源工作长期的系统性风险。大家熟知的一句话是，石器时代的终结并非由于缺少石头，当一种燃料退出舞台，不是因为这种能源不可得，而是与成本有关。
“如果把中国煤电的二氧化碳排放折算成碳的社会成本，取一个中间值，”张俊杰说，“目前的度电价格要上涨0.31元，这意味着基本电价要翻番了。”由于碳排放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当下，而损失体现在未来，这一折算方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衡量未来的价值。
“如果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严肃对待，化石燃料成本高企，也会给可再生能源行业带来相对成本优势的反转。”张俊杰解释说，“这种情形下，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化石能源的终结者。”
气候变化国际治理领域有一个共识，即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于气候治理的态度，国际气候治理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互动。在这一背景下，由于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伤极美国经济根本的担忧，美国对《巴黎协定》的不感冒，不少声音认为，中国应该填补美国缺席的气候领袖的位置。张俊杰的看法是，务实更重要。
首先要看看美国的气候领导力代表什么。首先是排放的领导力，如果从历史累计的排放量来说，美国还是绝对的头号排放国。第二，美国是国际气候资金的主要贡献者。如果美国撤出，美国此前要承担的17%的全球气候资金缺口，中国是不是要填上?第三，全球低碳专利有三分之一是美国企业申请的，中国如果承担气候变化的领导，是不是有能力有技术来当好这个领导。
美国两党由于政权更迭产生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波动，这对于美国讨价还价拿到更好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总统谈完了，说国会不同意，得给更好的条件，这也是一种策略。中国的体制优势是一锤定音国际协议违约率特别低，这是优点。同时，如果对国际协议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也有利于中国获得更好的利益。
对于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气候策略，总结一下有三点。
第一，中国气候政策应该基于自身利益，不应该随着美国政治的更迭而动摇。有关于气候政策、气候管制的协同效益，无论是环境协同效益还是经济协同效益还是技术协同效益，并不需要特别强调，道理已经很清晰了。美国短期内返回《巴黎协定》希望渺茫，很多人希望特朗普落选，目前的情况是，特朗普现在的政策在美国其实还是有比较高的支持率的，他重新当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即便是民主党能重返白宫，也很难短期内回到奥巴马的气候政策，中国的气候政策应该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第二，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发展对经济增长友好的碳管制，用市场化手段。希望能够配套财税改革，一个增上来了另外一个就要减下去，企业总体宏观税负至少不变，但税收结构改善了。
第三，国际合作。中国一定要以贸易为“矛”进行气候变化合作，中国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产业和贸易，抛去了这个做气候变化是很不值得的。欧美国家集团通过气候变化希望能够促进经贸。
另外“一带一路”“南南合作”主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国的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平台把这些国家的碳管制标准和环境标准提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