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之 E-mail:backtogrape@sina.com
整个四月,有两条事件发展线充斥着笔者的视野:一条是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和发酵:另一条则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超密集”出台。
先看后者的密集度。4月2日,《国家电网报》发表《完市场化交易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4月8日，国家电网发布(促进新能源发展白皮书》;4月10日,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成立;4月16日,国家能源局官网发布《分散式风电项目开发建设哲行管理办法》的通知;4月18日,官网发布关于征求光伏发电相关政策文件意见的函;4月26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负担有关事项的通知;4月27日.关于征求《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意见的函流传出来,征求区间是4月12日到4月25日。
以上至少有七条,来自电网和主管部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与消纳的重要表态,挤在同一个月接连释放。
这也引起了业内的疑问:为何出台如此密集?尤其是对于减轻可再生能源企业负担的文件,更引来了质疑:为何一边说电费负担重,要降低工商电价;一边却要用户为价格高昂且灵活性差的可再生能源买单?
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优先级,还体现在《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试行)》中。4月24日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就该文件答记者问中就提到,政策导向方面,增量配电业务须符合国家电力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鼓励以满足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为主要目标的增量配电业务。
从不同能源品种基于经济性的“公平竞争”来看,确实可再生能源在短期内难以支撑起较高占比的用电量,但从另一个维度来考量,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何主管部门会对可再生能源如此“偏袒”,那就是能源安全。
这与2014年发布的细领性文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有关。该文件明确表达了“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对于“安全”,强调的是“立足国内战略”,将国内供应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主渠道,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富煤贫油少气是国内一次能源供应的基本情况,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接近60%和40%。煤炭又面临环保驱动下的去产能。可再生能源以及“再电气化”,就成为立足于本国供应的一个重要的可选项。
所以会看到《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征求意见稿)的目标时间是2020年,与《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目标时间一致,而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年份。
由此可见,时间紧迫、任务重,刺激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政策出台不得不加快。
大力推动低碳能源的发展,也与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所需的责任担当有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在4月访问白宫时,就拿特朗普退出《巴黎协议》怼了一把,“世界上没有B星球(Planet)。”
在中美贸易战的微妙时刻,国内也在发力可再生能源，两者有关联吗?
笔者曾写过文章认为,这与美国“能源新现实主义”有关。在能源领域,中美之间存在化石能源技术输出与可再生能源技术输出的较量。除此外,也与此番贸易战中,中国对于“独立自主”认识有所强化有关。贸易战过程出现“中兴事件”,给国内带来的深刻反思是,掌握“芯片”以及关键技术知识产权的重要,背后是技术能力要能够实现“自力更生”。这与能源供应“立足国内”的思路是一致的。
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核心技术需要年复一年在研发上给予巨额投入,甚至是需要做大量系统性的底层构架的搭建工作,并且需要允许研发失败的发生。
可以想象,一个除煤炭外资源禀赋并不丰富的国家,要实现能源领域的自力更生,也同样少不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需要由用户来分摊成本。而在探索服务于可再生能源消的电力市场过程中,也免不了试错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