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国实体经济用能量巨大,用能成本相对较高,其中用电成本占据大头。我国的电力市场存在交叉补贴的现象,工商业电价要高于居民电价。不少政府部门简单地认为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就是降电价,将工作重点放在发电端、电网侧,忽略了引导企业内部降成本的途径,尽管降电价等政策和手段频出,部分企业不合理用电产生的高额电费等问题依然凸显。
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新动能加快发展壮大”。可以看出,2019年的经济工作,一大侧重点就是在微观层面上降低企业的各类运营成本。
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在“降成本”上已初见成效,企业在税费、融资、劳动力、用能用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压力均有减轻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降”就是降成本。在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企业降成本,201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做好2017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8个方面、25项降成本重点工作。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2018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大力简政减税减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2018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又联合颁布了《关于做好2018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2018年降成本的9个方面30项任务,并强调2018年降成本工作要更加注重中长期目标确立和长效机制建设,把降成本与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起来,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体系质量为重点。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各部委也相继出台了各个领域的降成本政策。
经过几年努力,中央层面已逐步建立起覆盖各个成本领域的降成本政策体系。地方政府在统一贯彻落实中央相关降成本政策的同时,也基于地方实际制定了本地区的降成本政策文件,出台了细化的降成本政策措施。随着降成本政策作用的有效发挥,企业税费、融资、劳动力、用能用地、物流等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企业税费负担明显减轻。据统计,营改增改革到2017年累计减税超过2万亿元,再加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和降费政策,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同时,压减政府性基金项目30%,削减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60%以上。2018年以来,国务院已召开36次常务会议,其中有27次会议提及减税降费内容。通过增值税降低税率等优惠政策,全年估计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通过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措施,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当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和新兴市场国家比较,我国33%左右的宏观税负均处于较低水平,降低宏观税负已取得有效进展。
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降低。五年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减少。同时,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缩减50%以上。企业开办时间缩短三分之一以上。各级政府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施一站式服务等举措,企业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物流成本有所回落。据统计,2017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6%,比上年下降0.3%。每万元GDP所消耗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60元,比上年下降2.0%。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进入连续回落阶段。
融资、劳动力、用能用地成本的上涨压力有效缓解。据统计,企业融资成本从2015年到2016年有明显下降,但2017年又略有上升。企业平均工资2016年较2015年上升后,2017年又出现小幅下降。2015年到2017年,企业用电支出整体出现下降趋势,而大中小型企业用地及房租总支出呈现全面上涨。考虑到影响融资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的外部因素较多,降成本政策的效果不明显。但通过延续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政策,以及降低融资、用能用地成本等方面的政策实施,各类企业的人工、融资、用能用地成本的上涨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降成本的政策空间和边际效应都在递减,因此,必须找准当前降成本的核心困难,重点发力、精准施策
现阶段,降成本政策空间在逐步缩小,政策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加上人工成本、环境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趋势,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要素市场化等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未来通过进一步政策措施降成本的难度在加大。
能源成本和物流成本仍然偏高。我国实体经济用能量巨大,用能成本相对较高,其中用电成本占据大头。我国的电力市场存在交叉补贴的现象,工商业电价要高于居民电价。不少政府部门简单地认为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就是降电价,将工作重点放在发电端、电网侧,忽略了引导企业内部降成本的途径,尽管降电价等政策和手段频出,部分企业不合理用电产生的高额电费等问题依然凸显。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处于不良竞争泛滥和政府补贴严重失衡的行业环境之下,使得物流企业数量大、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各物流单位的市场分割常常导致商品货物的单向运输,极大提高了物流运输成本。当前,我国借助高速公路收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使不少地方政府严重依赖路桥费用的收缴,导致高速公路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很多依靠陆上交通运输的企业,越来越难承受高昂的运输成本。
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规模逐渐减小,劳动力绝对数量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我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还处在初级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仍占主导地位,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依然庞大。从整体上看,消费价格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居民生活成本逐年上升。为满足劳动力基本生活需求,各类企业的人工成本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以山东省为例,2013年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380元、1220元、1080元,到2018年,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已调整到1910元、1730元、1550元,上涨幅度约40%。
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目前,我国企业整体融资成本明显偏高。首先,中国融资市场的资本错配,已成为限制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渠道的主要因素,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难以适应我国实体经济结构优化的实际需求。其次,一些金融机构将大量资本以不合理的方式,投向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活动中,已经成为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攀升、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扭曲的重要原因。
市场主体“税感”仍然强烈。尽管降低宏观税负成效明显,但企业的“税感”仍然强烈。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减税降费“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针对的就是“税感”强烈问题。这种强烈的“税感”,并非出在总量上,而是出在结构上,即宏观税负结构失衡。市场主体中,广大中小企业的“税感”最为强烈。这是由于,中小企业在降低交易成本、税负转嫁、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能力均较低,税负大多沉淀在企业内部。同时,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自动调节功能和税制弹性均较弱,而费的属性决定了其开征容易、取消难,并且很大一部分是定额征收,具有刚性。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利润或收入普遍下降,而税费降低有限,这些经济主体对“税费负担重”的感觉必然强烈。
新形势下进一步降成本,需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上下功夫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为我们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提供了解决思路:
深化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完善道路收费机制。“八字方针”中的“巩固”,就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要推动电力体制改革,促使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直接交易;优化针对道路通行的收费管理工作,对于违背制度的收费活动进行有效控制;增加物流领域的基建开支,加速构建连通多个关键区域的物流通道。
优化经商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八字方针”中的“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要推进系统性改革工作,积极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前,很多地方还存在改革不到位的问题,尤其是涉及企业成本的行政审批等方面,缺乏有效改进,不合理收费等问题也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因此,要加速负面清单式管理,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推进,形成良好的改革合力,实现放管之间的综合有效调节;要加速进行各种政府规制的改革,将更多的强化规制转变为放松式规制和激励性规制。
提升高端制造业价值链,健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八字方针”中的“提升”,重点就在于“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从根本上讲,降低劳动力成本,就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因此,在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要持续培育新一代制造业企业,针对传统企业开展配套改造和升级工作。要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培育和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同时,要深化用工制度改革,建立健康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八字方针”中的“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首先,调整银行体系的盈利方案,使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解决变相高息揽储等违规竞争活动,强化针对影子银行、同业以及理财业务等问题的管理,解决非必需的资金“通道”以及“过桥”等问题,控制金融体系的成本过度上涨。其次,缩减整体的融资链条,解决各方面的违规收费问题,提升整体贷款的审批以及发放等工作的效率。致力于扩展股票以及债券产业体系,同时开展市场化改革工作,为企业提供更为完善的融资渠道,使得利率参数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中的实际供求关系现状。进一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体系的改革工作,依靠股权融资模式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降低企业整体的负债率。
积极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感”。首先,增大结构性减税的投入幅度。依靠财税架构的系统改革,尤其是增值税领域的改革工作,有效控制企业税负压力。推广示范区的税收改进策略,探索对于处于种子期以及初创期的创新企业提供扶持的税收优惠方针。其次,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增强税制的自动稳定功能和税制的弹性,使得税负可以随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下降自动且较大幅度地降低。再次,优化税费结构,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治理乱收费、清理涉企收费、清费立税等途径,降低费的比重,提高税的比重。同时,如果市场主体的税收负担较重,但能够少支出,也就不会产生强烈的“税感”。因此,政府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在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提高对市场主体税负“返还”的程度。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