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持续高温天气等因素引发美国加州电力危机，加州电网在未提前告知政府和居民的情况下，临时采取分区轮流限电措施。期间，加州日前电力市场电价更是突破1000美元/千千瓦时，高出第三季度平均水平20-30倍，仍然没能有效缓解电力危机，引发广泛关注。
我国当前正深入推进电力改革，应当深入分析加州电力危机背后的电改深层次问题，为我国更好推进电力改革提供参考。
市场体制机制问题
是引发美国加州电力危机原因之一
加州电力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是最早推行电力改革的地区之一，打造的现货市场模式、透明开放的交易体系，至今都是许多国家学习的样板。从电力改革和市场建设角度看，发生此次电力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
能源低碳转型步伐激进，支撑高比例新能源并网的调节资源和高峰发电出力不足，推高系统性风险。近5年，加州约1/3的燃气机组退役，煤电几乎全部关停，核电站已关停一座，并准备关停其余核电站。截至2020年8月，调度区内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42%。同时，储能发展滞后，仅达规划1/6。危机发生前，高温天气致使负荷激增，叠加光伏出力下降和风电骤减、燃气机组故障停机等突发情况，引发限电。
电网管理体制松散，跨州互济、大范围供需平衡能力不足，削弱了电网应急能力。加州日常外部输入电量占比接近1/3，相邻高温地区电力吃紧，对加州电力输送显著下降，仅约最大输送能力一半，亟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调配和调剂。然而联邦体制下，美国不同州或地区的电网规划分散、发展相对独立，跨州输电联络薄弱，难以进行更大范围的供需平衡。
联邦层面调度体系分散，难以组织有效的电网统一调度管理，推高了电网运行安全风险。美国不同州或地区调度相对独立运行，联邦层面缺乏有效的电网统一调度管理，难以进行更大范围资源调配。日常情况下，对加州调度区的最大输送能力，其他地区仅是加州临近地区输送能力的39%。加州电力危机发生时，受不同调度主体间协同效率、调度指令执行力等因素制约，其他非高温地区短时间内难以提供有效支援。
电力市场机制设计对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带来的挑战考虑不充分，影响系统运行安全可靠性。新能源边际成本较低，不断挤占火电市场空间。加州未建立集中的容量市场机制，也缺乏有效的政府调控措施，带来可调节发电裕度不足等问题，电网灵活性爬坡能力无法保障。新能源出力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反调峰特性，电力供应紧张情况下，对发电企业借机惜售抬高价格等行为也缺少有效的约束机制。最终，市场风险不断推高系统运行风险。
我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
电改道路取得巨大成就
我国实施电力体制改革以来，电力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障了经济快速发展下电力的长期可靠供应，在安全、技术、新能源发展等领域逐步进入世界领先地位，这得益于我国尊重电力发展客观规律，并结合国情电情实际，稳步推进电力改革。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我国电改的根本出发点，在电改方案设计、电力企业运行中，是各方基本遵循。我国对电网安全、保障民生更为重视，近些年持续加大对农网、偏远地区电网投资，居民电价14年未变，相比经合组织国家，我国电价列倒数第三、工业电价列倒数第九。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也出台欠费不停电等暖心举措。
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的发展模式。这极大发挥了电网规模和协同效益，符合电力技术经济规律，在应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等挑战，以及保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过去20年间，我国是全球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的国家。
坚持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我国在电改重点任务、进度等方面，寻求各方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逐步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开展增量配电、相对独立的交易机构组建等任务，先试点再推广，确保有序、有效、稳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
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电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构建了高效能源监管体系，规范市场运行和电力企业经营管理。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涵盖多时间尺度、多交易品种的交易体系，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显现，市场开放度、活跃度显著提升。2019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经营区市场交易电量突破2万亿千瓦时，占售电量46.9%，注册市场主体数量约是2015年底的5倍。
未来将聚焦新能源消纳等重点方面
推动我国电改向纵深发展
能源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进一步为电改工作指明了方向。
聚焦促进新能源消纳，全力保障能源安全。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装机比例将达到30%甚至50%；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也表示，要高度重视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对电力系统的影响与挑战。因此，亟需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保障性收购政策与市场交易有序衔接的机制，优化可再生能源补助资金管理，推动可再生能源加快参与电力市场，提高新能源消纳规模和比例。加快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引导火电灵活性改造、可调节负荷灵活响应，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确保系统安全。
增强国有企业控制力，做大做强电力央企。要增强国有企业在电力公共事业中的控制力，这与西方经济学中垄断有着本质区别，目的是履行“三大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在电力市场运行中，要更好发挥电力央企的兜底和保障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指出，依靠电力央企的攻坚，我国在特高压套管等领域已经超过国外，带动了工业化进程。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李立浧、卢春房均表示，要更好地发挥电力央企创新资源整合及引领作用，在工控芯片、基础材料、关键软件等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加速取得突破。
完善市场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表示，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降低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的有效措施之一。在当前风电、太阳能发电进入“平价”时代及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超过10%的重要节点，更需要加速研究出台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方案，有效衔接各类市场机制，促进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尤其做好不同时间尺度、不同标的交易的衔接和贯通。完善平衡机制、结算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等，提高交易透明度和运作效率。完善跨区跨省交易机制，稳步推进建立常态化、规模化跨区跨省交易机制，促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加快形成。
坚持统一管理模式，加快电网高质量发展。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莉表示，近几十年来，我国在用电需求快速增长、能源结构深刻调整、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电网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电网统一管理模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随着电力市场监管体系健全完善，各类市场主体、监管机构都将对电网企业形成有效监督，促使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未来电力改革应在市场化、透明度、高效率三个关键点上下功夫，避免“破碎式”改革。对于电网主导央企，要将优质服务作为主抓手，打造安全可靠、经济高效、低碳清洁电力要素供给。
（王旭辉系本报电网版主编；薛松系国网能源研究院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