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能源产业发展的几个重点
一般来说，拥有蓝天白云的国家都维持比较低的煤炭消费比例，中国需要大幅度减少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才能真正拥有蓝天白云。一方面，“清洁”煤炭技术需要推广，但受到高成本和难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约束而难以大规模扩展。另一方面，目前发展潜力比较大的清洁能源占能源总量的比例较小，难以在满足能源消费增长的同时替代煤炭。因此，只有比较低的能源需求增长才能顺利进行煤炭替代，使排放减少。一般来说，满足一定能源需求的资源配置最优，是能源生产供给和节能的投入的边际收益相等;然而，由于无法“内部化”能源的外部成本(包括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能源安全、代际影响)，节能和能源供应不是一比一的关系，能源政策设计需要更多地向节能倾斜。
中国仍然处于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能源需求大起大落，“站高言高”的规划和投资使得产能大过剩大短缺难以避免。由于中国能源消费高度集中，2017年重工业消费了62%的能源，但工业整体只贡献了34%的GDP。由于中国重工业对经济运行状况最敏感，因此重工业波动会放大经济状况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使得能源消费大幅度波动，也使得能源消费与GDP的大幅度偏离成为可能。因此，除了稳定的GDP，还需要比较稳定的耗能产业结构，才能使能源需求波动缩小。因此，基于能源需求假定的相关指标模拟和预测需要谨慎。
对于中国来说，顺利的低碳清洁转型需要关注能源成本。转型的短中期主要靠天然气，长期则可以依靠光伏、风电、核电和储能。中国缺油少气，近年来油气对外依存快速提升。为了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中国页岩气发展和风电光伏发展同样重要，政府需要营造有利于页岩气技术进步的环境。美国页岩气产量从2008年的600亿立方米上升至2016年的近4800亿立方米，增长8倍。而中国2017年的天然气消费量仅为2400亿立方米，大约为美国的天然气总消费的四分之一，页岩气产量的一半。美国工业天然气价格从2008年7月0.37美元/立方米下降到2016年6月最低点0.10美元/立方米，最大降幅为78%。如果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可以在中国复制，则中国的清洁转型除了有资源的支撑，还可以降低能源成本。
在未来的清洁能源系统中，光伏由于其灵活性，占比例可能最大。电动汽车不仅有益于清洁发展和石油替代，还将成为智能电力系统的组成部分。智能微网(分布式电源)将与大电网并存。而储能是未来的清洁能源系统的关键。提高化石能源价格(即“内部化”化石能源成本)和对新能源的补贴都是为了解决新能源成本过高的问题。由于“内部化”化石能源成本在现实中很困难，而新能源补贴是不确定、不可靠、不可持续的。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降低新能源成本才是确定、可靠、可持续的。因此，政府需要改变目前的补贴设计和补贴方式，使其更有利于技术创新。
能源发展的三大目标包括支持经济增长、保障环境可持续性和满足普遍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会强调不同的能源目标，经济起飞时期能源发展以支持经济增长和满足普遍能源需求和能源安全为重，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能源发展则需要关注环境保护，这基本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于能源发展目标和能源的“外部性”，能源市场化是相对的，政府不会远离能源市场。政府一般采用能源价格和能源补贴平衡三个目标，但需要尽可能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干预能源市场：比如说如果可以通过交易解决，就尽量避免采用税费。
“一带一路”倡议下能源行业将起主导性作用。在2013年至2016年间，中国能源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已经承担了60多个项目，主要包括天然气输送、发电站和电网建设等。一方面，“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中国有广阔的能源市场，比如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石油供应国。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缺乏能源基础设施，中国有建造能源基础设施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许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对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例如：中亚国家天然气资源丰富，但缺乏基础设施和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实现互补、共赢、合作。
现代化生活需要现代能源支持。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历史经验说明，产业革命与能源技术的关系密不可分，未来能源清洁系统依赖于储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革新，以及智能微网的广泛运用。能源生产和消费技术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核电、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的发展，以及电动汽车技术的进步，开始颠覆传统的能源供给和使用结构。
中国的能源行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攻关期。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有效地设计并减少能源交叉补贴，加快市场化的能源价格机制形成，破除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引导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更深入有效的能源经济和政策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能源使用技术以较快的速度提升，中国与高发展水平国家在能源效率上依然存在差距。因此，中国除了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通过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并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还应该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自身的能源利用效率。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