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开发水电，美国、日本大概都开发得差不多了，许多国家电力供应水电是主力。70年代我去过巴西，巴西是产煤的国家，也主要发展水电;澳大利亚也很厉害，搞梯级电站，煤用来出口。
我国在这方面很落后，我管水电的时候中国人不懂得水还可以发电。那个时候有苏联专家在管事情，他们就警告陈玉(音)，你们不要随便搞水电，不要搞大水电站。为什么呢?苏联伏尔加河320米落差，是个平原河流，因此修斯大林格勒电站和古比雪夫电站，淹没损失非常大。每一年的电力投资一半以上给了水电，结果还是建不起电站。那时候我们就听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完全不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就蠢到这个程度。苏联地势是个平原，中国却多高山峡谷，黄河长江的源头到入海的落差5000多米，管电的人都不知道，他们都认为不要搞水电。
我是被陈云派到水电系统去的，陈云对水电还有点印象，因为东北解放的时候，他游览参观到过丰满电站，他对丰满有点印象。我先到燃料工业部，当时有三个总局：煤炭、电力、石油总局，三个总局独立在部外;水电工程局在部内，在燃料工业部里面归计划司管。
我到部里之后，就要求成立一个水电总局，这下麻烦了。有人就说李锐这个人喜欢揽权，在部里不行他要搞个单独的总局。但我那个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一到燃料工业部，就马上下去看。
不久黄坛口水电站出问题了，由于搞水电的人对地质工作不重视，当时大坝一边山体好，一边山体破碎，黄坛口停工了。当时《人民日报》写社论批评这个事情，这是史无前例的头一回，批评水电工程，当然也批评我了。黄坛口是浙江省负责的，中央管不了。社论一出，中央纪委的负责人找我谈话，挨个批评我，问我怎么管的。结果我就到浙江去看黄坛口，帮黄坛口解决了问题，换了一个坝址结果还不错。
后来看了福建古田还有几个小电站，就让陆钦侃一路给我上课。弄明白水电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水量、一个水头。中国有黄河长江落差5000米，黄河水量平均年径流量500亿立方米;长江一年1万亿立方米，是黄河的20倍。那个时候我就要求成立总局，我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意见递给陈云，陈云就批给陈玉(音)了，而且亲自跟陈玉讲，你让李锐干点事情吧!
所以，要谈中国水电，就要从成立水电总局开始谈起，没有水电总局，就没有中国水电。当时燃料部计划司电力总局的人都不懂得水电，听说我要单独成立水电总局，电力总局的人就反对我：“水电就是电力总局的嘛，你到总局来嘛。”另外我知道了水电同水利的矛盾，水利部管防洪，根本不懂得水电。我到燃料部时，水利部在修官厅水库，他们只管防洪根本不管发电。我说可以发电嘛，去找他们根本不理。我记得官厅右岸有一个排洪隧洞，我就跟水利部讲能不能把那个排洪隧洞给我发电，回答不行。我没办法，就在左岸打隧洞、调查水库的地质，这些水利部是不管的，他们觉得水库漏水好啊，防洪嘛。
幸亏陈云跟我的关系好，力排众议成立一个水电总局，我就离开了燃料部，几个办公室，20几个干部。一成立总局我就到北郊六铺炕买地皮盖房子，当时商业部有个建筑公司不要了，我就把建筑公司拉过来盖房子，石油部的楼都是我那时盖的。然后成立总局、设计总院，8个勘测设计院，成立科学研究院。第一个计划就是新安江开工、刘家峡开工以及黄河46个梯级开发。那个时候就开始闹三峡上马，我就反对。水电系统的成立是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弄起来的，很不容易。
南宁会议以后，水电就很出名了，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了。结果问题出在庐山会议，那个时候电力方针中水电为主，而且第二个五年计划水电占电量的一半，原来是20%不到。庐山会议后，水电系统集体打倒李锐反党集团。文革一开始，钱正英把水电总局取消，科学院取消，八个设计院她统统要取消。结果成勘院和昆明院的党委书记和院长反对：“就是开除党籍我也不取消”，这样才勉强保留下来。水电就被钱正英彻底破坏：不仅机构被破坏，水电总局的资料也烧了，好几千人分散下放交给地方劳动。6个设计院、一个科学院、一个总局，一夜之间没有了。就这样，水电系统从南宁会议后升了天、过了一年半随着我垮台又彻底垮下来了。1979年我回来以后的工作就是恢复机构，这是历史造成的。好在那时候的党委书记和院长顶住了，没有成勘院，就没有金沙江。
三峡的问题同样是历史造成的。在修三峡以前，林一山、钱正英没有去看过金沙江，都没有去过。林一山是北京师范大学学历史的，没有科学头脑，南宁会议挨了批评，毛泽东说他写的文章文理不通。在此之前因为1954年长江发大水，为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他是说服了毛泽东。说到三峡不得不提钱正英，因为搞三峡讨论，当时由计委和国家科委领导，许多专家就被钱正英抓过去，400个人的研讨，反对三峡的很少几个，厉害的人都不让参加。有人问她：“为什么李锐不参加?”她说：“林一山不参加嘛，李锐也可以不参加嘛。”1959年林一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南宁会议他胜利了，李锐的意见是赞成的。那时候我被关起来了，他们以为我死了。
钱正英掌握了三峡讨论，一共14个组，包括防洪、发电、经济、泥沙、地质等。最后决议的通过并不是一个总的三峡方案通过，而是14个组每一个组通过，并没有一个总的方案。我就写文章批评，皇帝找皇后也要找几个妃子来选，三峡就一个方案，没有第二个方案，而且通过的时候是分组通过的，没有一个总方案通过。400个人里面，只有9个人反对，陆钦侃就是其中之一。后来钱正英找了王震，在广东开一个会，10个专家，都是赞成的。
邓小平去看过三峡，林一山的秘书魏廷真(音)接待的，他同邓小平讲了一句话，“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邓小平听进去了。实际上后来一查，南京大桥、武汉大桥只能通5000吨的船，后来就改成“万吨船队可以通重庆”。最后就拿到人代会上去讨论，这样技术上的事情怎么能拿到人代会上去讨论的呢?最后还有800多票反对弃权，人代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我对三峡管到什么程度，我一直写信汇报。1979年恢复自由以后，陈云告诉我，你现在赶快写信，现在又有人闹三峡。陈云是反对的，他管经济，知道利害关系。三峡开工以后一年，我给中央写过一封信，我告诉朱镕基，我说三峡现在可以停工再研究一下，因为过去葛洲坝、丹江口开工以后都因为有问题停过工。
过去毛泽东说要上，他听从了反对意见没有上。毛泽东这一辈子只有个三峡他没有同意，头脑比较清醒。70年代，我听说林一山他们又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有批示说：我需要一个反面意见。于是1980年我请美国陆军工程师团的司令员到中国来考察三峡，因为美国的大工程都是陆军工程师团修的，他们在座谈会上就反对，这么重要的一条通航的河流，绝对不能修船闸。
后来潘家铮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我，说对三峡的贡献最大的是李锐。没有李锐反对，当年三峡上马就完蛋了。这个人这一点还比较老实，晚期有一点觉悟。
李锐简历
男，1917年4月生，湖南平江人。原名李厚生，曾用名李候森。毛泽东研究专家，作家。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大学文化。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至1937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机械系学习，任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从事学生运动工作。
1937年至1940年，到北平接党的关系，在山东平津同学会从事宣传工作，任徐州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党团负责人，中共湖南省委青委书记，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委特派员。
1940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
1945年至1948年任冀热辽日报社社长。
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政治秘书、陈云同志政治秘书。
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任新湖南日报社社长、湖南日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
1952年起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5年10月至1958年2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
1958年8月至1959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58年1月后任毛泽东同志兼职秘书。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1960年2月下放北大荒虎林850农场劳动。
1961年12月北京闲住。1962年12月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动，当文化教员。
1967年11月10日-1975年，北京秦城监狱关押8年。
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2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
1982-198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后任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