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是人类和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早在1977年，联合国就向全世界发出严重警告：水资源短缺不久将成为一个比石油危机更可怕的社会危机，因为水资源没有任何物质可以替代。
中国要用仅占世界6%的水资源养活世界20%的人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水资源占世界比重远远大于人口所占比重”的充沛条件相反，，人均水资源量(涵盖着一个国家从工业到农业到刷牙洗脸的全部用水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按目前实行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我国2020、2030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必须控制在人均大约500立方米/年，按照国际标准属于“严重缺水”状态。那么，在如此严苛的水资源约束下，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缺水危机迫在眉睫，可能产生比人口结构变化、债务问题和去杠杆严重得多的经济、社会后果。
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就曾报道“唯一能阻止中国奇迹的就是水”，2018年3月则进一步报道：“你可以印钞票，但印不出水。”同时提出很大困惑，“为什么缺水在中国不是经济前景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不被认为是对经济增长、进而对中国实力的一个制约因素?”
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国情和水情，尤其需要看到：严重缺水的危机已经离我们如此之近;没有水，经济发展、粮食安全、生态保护都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根本上尽快解决水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已是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亟须高度重视我国异常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很少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严重不均
虽然我国每年地表径流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063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是美国的20%、巴西的8%、加拿大的2%(见表1)。
除了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外，我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也极不均衡。一是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土地、人口和生产力布局严重错位。
长江以北的耕地面积占全国64%、人口占46%、GDP占44%，而拥有的水资源却仅占19%;长江以南耕地占全国36%、人口占54%，而水资源占有却高达81%。“人地水”不平衡的矛盾在京津冀和西南诸河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仅占全国1%，却承载着全国2%的耕地、8%的人口和11%的经济总量，而西南诸河地区耕地仅占全国1.8%，人口仅占1.5%，却拥有全国21.6%的水资源。
二是水资源量年际差别大，年内分配则相差更为悬殊，致使洪旱灾害的威胁特别严重。
地表径流在时间上的集中程度反映了水资源的优劣。我国每年汛期(5月—8月)的地表径流量占全年70%左右(海河、黄河部分地区超过80%，西北诸河地区高达90%)，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水资源量中，2/3以上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而冬春季节的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我国自古以来洪旱灾害频发，尤以长江、黄河流域严重。
水资源短缺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并威胁着国家安全
一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之争日益尖锐，粮食安全受到严峻挑战。
按目前的正常需要且不超采地下水的情况下，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达每年500亿立方米，全国600多座城市中2/3供水不足，严重缺水城市110座。北方“严重缺水”和“缺水”的12个省份，占全国农业产出的38%、发电量的50%、工业产值的46%，实际是长期靠牺牲生态环境用水，来维持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京津冀人均水资源量大大低于国际“严重缺水”的警戒线，70%用水依靠地下水超采，平均生态用水赤字高达90亿立方米。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粮食安全问题。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国50%的耕地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保障对粮食安全举足轻重，目前农业抵御洪旱灾害的能力远远不够。据统计，1970年以来每年都有干旱、洪灾发生，严重时受旱面积超过全国耕地1/3，最小年也接近1亿亩，每年平均减产粮食200亿公斤，黄河流域的粮食减产尤为突出。近30年来全国总供水量的增加重点保障工业和城市需要，农业用水所占比重从1980年代的85%降至2016年的62%，但农业节省出来的水资源依然无法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黄河分水协议早就面临配额指标远远不够的压力，生产着中国56%的小麦、25%的玉米的冀鲁豫三省，必须靠超采地下水才能维持粮食生产，山东东营稻农已被迫改养羊或种棉花。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二是深层地下水已严重超采，华北平原已成全世界最大的漏斗区。
深层地下水很难更新、循环迟缓，因此在国际上并不属于可利用的水资源范畴，我国地下水公报公布的也是浅层地下水开采情况。然而，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利用重力卫星的最新观测发现：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已高达每年60亿～80亿吨，80%以上是难以恢复的深层地下水，超采面积高达7万多平方公里，全国地下水超采已扩大到30多万平方公里。
地下水超采不像黑臭水体、空气污染能马上感觉到，但其后果却非常严重：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倒灌，进而导致地下水水质持续恶化。目前全国已有50多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沉降面积高达9.4万平方公里;沿海地区频频发生海水倒灌，造成群众引水困难、土地盐渍化、农田减产或绝收，其中环渤海地区发展最为迅速，海水倒灌面积高达2457平方公里，比上世纪80年代末增加了62%。
“水电妖魔化”严重制约着我国水安全保障能力提升
有研究表明：按照十九大确定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我国2020年经济总量将比2010年翻一番，2050年将比2020年翻两番。按照目前的耗水量，2020年将需要11500亿立方米的水。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2010—2030)》，在保证河湖生态流量情况下，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8140亿立方米。虽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已将2020、2030年总用水量分别限制在6700亿和7000亿立方米，但在当前人均用水量已低至“严重缺水”的情况下，靠“节水”来解决未来供需缺口注定是步履维艰，甚至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物理效率上的节水潜力并没那么大)，除非放弃“粮食自主”等政策。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若没有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形成天然水资源的充足保证，几乎无一例外都必须依靠水库大坝蓄水、跨流域调水来解决水资源的供应问题，即把丰水年/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变成枯水年/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目前除了修建水库大坝，人类还没有其他手段解决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水资源短缺危机，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节流”——建设节水型社会，更重要的是“开源”，即尽快建设一批大型调蓄水库、提升我国水资源调控能力，从而大大增加我国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