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加入新疆风能公司算起，今年已是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投身中国风电事业的第31个年头。作为一位老风电人，下过乡、当过教师的武钢对中国风电发展历史有着哪些独家记忆？又对行业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
行业“种子”达坂城
中国能源报：您是怎么与风电行业结缘的？
武钢：我中学毕业后在新疆下过乡，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专教授发电专业。做了4年多教师后，感觉学校生活太过安逸。我这个人天性里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当时，社会大背景是能源危机，各国都在围绕应对能源危机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化石能源要经过千百年才能形成，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无处不在。在这一背景下，可再生能源产业开始受到各国重视。1985年，新疆的风电产业开始起步。1987年，我离开教师岗位正式进入风电行业，至今已经31年。
中国能源报：在您的记忆中，中国风电是从何时发展起来的？
武钢：谈到中国风电产业的起步，就不得不提到几个风电项目，如新疆达坂城风电场、内蒙古朱日和风电场、山东荣成马兰风电场等，这些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共同奏响了中国风电的序曲。
特别是达坂城风电场，在风电行业起到了“种子”的作用。在中国，凡是搞风电的人，大都去过达坂城。
见证中国风电产业起步
中国能源报：您本人直接参与了达坂城风电场的开发、建设、运营，能否给我们讲讲达坂城风电场背后的故事？
武钢：1985年，是中国风电产业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可以看作新疆乃至全国风电产业的起步之年。当时，新疆水利水电研究所在老前辈王文启的带领下，进行风力发电的探索。
1985年11月，王文启随同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黄宝璋、新疆水利厅和水电部农电司等相关负责人一起参加了水电部组织的赴欧洲风电考察团，并从国外购买了丹麦Wincon公司的风电机组，回国进行初步试验。1986年12月，在达坂城谷地的柴窝堡湖畔建立了风力发电试验站。当时风电机组的发电表现很好，年设备利用小时数达到3000小时。这么好的运行业绩立刻引发了欧洲同行的关注。随后利用320万美元丹麦方面的赠款，进口Bonus公司13台150千瓦失速型风电机组与1台Wincon公司100千瓦机组，于1989年10月建成总装机为2050千瓦的新疆达坂城风电场，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风电场。
1992年，新疆自治区电力局引进丹麦政府混合贷款，开始建设达坂城风电场二期，并于1994年12月建成投运。其装机达到10.1兆瓦，成为中国第一家装机突破1万千瓦的风电场，其中包括4台Bonus500千瓦、叶轮直径35米的失速型机组，为当时全国单机容量最大。1995年，电力工业部专门在达坂城主持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经验，加快推动全国风电开发利用。
中国能源报：正是诸如达坂城这些早期的风电项目，带动了中国风电装备制造的兴起。达坂城风电场是如何支撑国产化装备研制的？
武钢：我刚进入风电行业的时候，陆上风电单位造价成本超过17000元，单位千瓦设备成本达9000元，如此高昂的成本提醒着中国风电人，必须进行设备的国产化研制工作。
2000年前的达坂城风电场主要依靠进口设备，因此，可以看到欧洲早期十多家风电厂商的机型。1995-1996年，德国政府推出了“黄金计划”，提供设备价格2/3的赠款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风力发电和其他新能源项目。经过努力，我们抓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通过“黄金计划”的3个项目扩建达坂城风电一期，引进了3个厂家的8台大型风电机组，包括当时比较著名的Tacke、Jacbos等公司的产品，为进行大型风电机组国产化研制奠定了技术和思想条件。
达坂城风电场同时也是最早应用国产风机设备的风电场。1998年，金风科技前身——新疆新风科工贸有限公司成立；同年与新疆风能公司、新疆风能研究所共同承担科技部“九五”攻关项目——600千瓦国产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制，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坚持依据中国国情进行改进和创新，并在达坂城风电场投运，标志风机国产化迈出第一步。正是在达坂城风电场的应用，带动了国产600千瓦风电机组在规模化、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良好业绩。
从源头上讲，金风科技是脱胎于风电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转型成为设备制造商的。正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具有“客户”的基因，企业才走到今天的高度。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中国能源报：回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您认为中国风电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武钢：中国风电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装机容量的变化上，它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实现了风力发电的规模化发展。早期国外陆上风电基本是分布式，而中国把千万千瓦级大基地的规模化发展变成了现实。这在提升产业水平、降低制造成本、带动产业链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风电产业取得的另一重大成就是，通过项目牵引，带动了装备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协同发展，带动中国成为最大的风电零部件制造供应链基地。目前来看，中国风电产业链的完整性、系统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能源报：那么，以史为鉴，有没有可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武钢：我认为在中国风电发展历程中，有关政策在引导和规范风电市场秩序，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特许权招标、《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实施、风电机组国产化率70%的政策、风电电价政策等。
整体上看，宏观调控政策的节奏把握得很好，有序推进。在产业探索阶段，没有把电价提得太高，既避免了行业过热又带动了民族制造业的崛起；在《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之后的10年，标杆电价等相关政策促使行业快速发展起来；现阶段，产业具备了一定规模，政策导向是进入补贴逐步退坡时期。
回头看，正是当初70%国产化率的要求，为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赢得了宝贵的3—5年时间，奠定了风电“中国制造”的基础，增强了行业抵抗风险的能力。
因此，立足长远，仍希望政策在调整过程中注重连续性、稳定性，为行业的可持续提供保障。
中国能源报：面向未来，该如何处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关系？
武钢：在全球的能源转型进程中，我对可再生能源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风电是最具商业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全球陆上风电成本已经低于火电成本，中国陆上风电成本已经接近火电成本。
必须强调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离不开化石能源。正是因为有了化石能源承担着电网安全、稳定、可持续供电的职责，可再生能源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举个单的例子，相比其他各种储能，火电调峰实际上是最经济的。因此，在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同时，也要给予火电承担辅助服务的合理电价补偿，科学合理提高火电电价。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然的市场生态，促进我国“风火同价”目标实现。
未来，风电必将成为既安全可靠，又经济清洁，广受消费者欢迎的发电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