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进AP1000的过程中，中国两大核电集团，中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广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都不愿意作为技术引进的主体承担单位。原因是中核和中广核在从法国引进的第二代核电机组M310的基础上，分别开发出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机组ACP1000和ACPR1000+为了自己的新堆型，两大集团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任何一家来承担AP1000的工作，那么前期的工作都将前功尽弃。也因此国家专门成立了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来负责AP1000的引进和国产化工作，AP1000的国产化升级版CAP1400则是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作为技术主体责任方承担研发设计工作。同时，中核和中广核两大集团分别持有10%的“国核技”股份。
而且庆幸的是，两大核电集团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机组并没有因为AP1000的引进而夭折，却反而因为AP1000遭遇的各种挫折和延误，促进了两家核电技术的发展，加之两大核电集团能接触到“国核技”所拥有的所有AP1000技术资料，由此最终融合出了“华龙一号”。
为满足我国核电“走出去”战略和自身发展需要，2013年4月25日，中国国家能源局主持召开了自主创新三代核电技术合作协调会，中广核和中核同意在前期两集团分别研发的ACPR1000+和ACP1000的基础上，联合开发“华龙一号”。
2015年5月7日，由中核集团建设的“华龙一号”示范工程福清5、6号机组开工建设。同年12月24日，中广核负责建设的两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在广西防城港开工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代堆建设过程中，工期延误是普遍现象，而“华龙一号”目前在建四台机组，还未出现过重大节点延误的情况，甚至福清5号机组有进度过快的现象。
在技术路线上，“华龙一号”充分展现了其后发优势:法国EPR的双层安全壳设计，美国AP1000的熔堆工况下核燃料堆内保留，俄罗斯VVER的二次侧非能动余热排出技术等安全技术都被融合到了“华龙一号”上。
作为中国核电技术对外输出的标杆性项目，“华龙一号”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国际市场的拓展，在中核集团负责建设的福清5号机组开工次年(2016年)，巴基斯坦引进的2座华龙一号机组:卡拉奇K-2、K-3机组也顺利开工。
2015年10月21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见证下，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一揽子合作协议，其中布拉德维尔B(BRB)项目将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并以广西防城港核电二期为参考电站。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向发达国家出口整套核电机组。
2017年5月17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共同见证下，中核集团董事长王寿君与阿根廷核电公司总裁塞莫罗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关于阿根廷第四座和第座核电站的总合同。这两台机组分别是一台70万千瓦CANDU-6型重水堆核电机组，和一台“华龙一号”压水堆核电机组。
AP1000从开工到今年首次投料，历经10年光阴，而上海核工院从2008年接下以AP1000为研发CAP1400核电型号，也是10年过去。也正是“得亏”了AP1000的进展缓慢，在其首台核电机组尚未商业运营、形成标杆化作用之前，CAP1400已经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开工，目前处于土建状态。
打破格局，国产优先
此次徐大堡3、4号机组从原计划的AP1000堆型改用俄罗VVER-1200这一举措释放出一个重要的讯号:原先已经规划使用了AP1000堆型的机组，仍然有改变规划，使用其他堆型的选择余地。徐大堡3、4号机组突破规划，选用俄罗斯VVER-1200，主要是因为VVER-1200造价相对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好，同时采购俄罗斯核电机组，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在其中。
那么既然徐大堡3、4号机组能放弃AP1000，改用VVER-1200，其他同样选用了AP1000堆型的机组，比如徐大堡5、6号机组，或是其他暂时规划了AP1000、因为三门首堆进度问题而迟迟未开工的核电站，一样可以考虑更换堆型选型，更多的选用“华龙一号”和CAP1400这样中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型号。无论是军用战斗机，还是现在给人民群众出行带来巨大便利的高铁，两者的发展都用过引进吸收再研发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核电事业，也应当走在这条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