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2017年煤炭去产能工作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但是，国内煤炭产能严重过剩、国际产能富余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去产能是一项长期任务。随着国内煤价回升，企业关闭煤矿的意愿发生变化，煤炭进口增加，去产能任务更加艰巨。当前，既要坚定去产能的方向不动摇，同时又要坚持稳中求进、稳妥有序、稳中向好的原则，要使煤炭去产能“走稳做实”，笔者认为重点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要正确理解三个关系
去产能和供需平衡的关系。供需基本平衡是产能和需求的基本平衡。鉴于我国煤炭市场的特点，做到供需基本平衡非常难，更何况国外产能无法把控。因此，不应过分追求供需基本平衡，特别是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去产能和控产量的关系。去产能是改变供需关系。控产量是改变产需(产量和需求)关系，是合理库存下的煤炭产需基本平衡，使煤价处于合理水平。因此，要始终追求产需平衡。严禁违规生产、严禁超能力生产等制度都是控产量措施。如果把控产量比喻为“西药”，去产能就像“中药”。西药见效快，中药是慢功夫。采用“中西医结合”去产能效果比较好。近期煤炭产需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煤价回升，主要是“西药”发挥了作用，有利于推进去产能工作。煤价调节机制、煤炭长协合同等，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要用好这些机制，出现问题及时解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
去产能和煤炭进口的关系。有人说，我们去了国内的产能，释放了国外产能。这是一种曲解。前面提到，国外煤炭竞争力强，随着煤价回升，进口增加是正常的。煤炭进出口贸易我们是逆差，但在其他很多方面我们是顺差。按照WTO规则，我们无法提高煤炭进口关税，挡不住进口。但这些国家出口煤炭也受到产能、运力等限制，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增加。
要摸清家底，夯实去产能基础
要分析有效产能。据统计，2015年底全国近1万个煤矿，总规模约57亿吨，其中生产煤矿产能近42亿吨/年，在建煤矿产能约15亿吨/年。在建煤矿中，已形成约3亿吨/年的产能，但尚未办理竣工验收手续，还有部分违规煤矿也已投产形成产能。以上统计的产能是“账面上”的产能，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当前和未来不同区域的有效产能(能发挥作用的产能)，对去产能的针对性和准确性都具有重要作用。
尽管目前生产建设总规模很大，但投产的煤矿大概在45亿吨左右，有效产能比这个数字要小一些。如果能够分区域研究有效产能，针对性更强。
分析去产能的备选煤矿。要逐一摸清每个煤矿资源储量、产量变化、技术装备、灾害威胁情况、生态环境影响情况、煤炭品种质量、煤炭生产成本等。在全面排查煤矿的基础上，分类列出技术装备落后的、安全保障能力差的、扭亏无望的、煤质不符合要求的、生态环境影响大的煤矿，作为去产能的备选煤矿。对于煤炭调入区，去产能可能带来煤炭供应问题，因此要摸清铁路公路运力情况，外来煤的竞争力等情况。
要分区分类指导
去产能要以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为指导，遵循“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煤炭开发布局，确定压减哪里的何种产能。
从经济性看，东部中部煤矿的竞争力下降。该地区煤矿向深部开发、地面建筑压煤和村庄搬迁等压力增大，生产成本上升很快，多数煤矿的竞争力不如晋陕蒙的煤矿，也低于进口煤。例如，东北三省多数煤矿动力煤竞争力不如内蒙古东部褐煤，即使解决了历史包袱和人多的问题也不行。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产煤大省煤炭平均生产成本400元/吨左右，总体上不如晋陕蒙煤炭运到当地的成本，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从安全生产、环境影响看，多数落后的小煤矿分布在东部中部和西南，应逐步退出。目前，我国非机械化开采的煤矿仍然较多，主要是小煤矿。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资源整合等，这些煤矿仍难以采用机械化开采，或者是资源条件不适合，或者是经济上不划算。这些落后的煤矿，不仅安全生产保障程度差，而且劳动条件差，应逐步退出。一批灾害严重、煤质差、环境影响大的煤矿也应退出。
晋陕蒙宁甘资源丰富，开采条件好，开发潜力大，但开发规模要控制。晋陕蒙宁甘地区开发规模(生产、在建和技改煤炭规模)已超过36亿吨/年，投产煤矿规模估计在30亿吨/年左右，2015年原煤产量近25亿吨。一方面说明该地区产能具有进一步释放的潜力，目前受市场和政策等约束没有完全释放。这一地区查明保有资源储量9071亿吨，占全国的58%，资源丰富，开采条件较好，稳定煤炭生产规模到本世纪中叶问题不大。另一方面，从其拥有的资源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来看，这一地区产量宜控制在30亿吨以下，其中，山西开发规模已经超限，陕西、内蒙古、宁夏接近上限，应控制规模。
新疆应作为煤炭资源后备区，青海应控制煤炭开发规模。新疆煤炭资源丰富，但由于区位劣势，运输成本高，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应作为煤炭资源后备区，主要满足疆内市场需求，少量出疆。青海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控制煤炭开发规模，不应再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