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多个地区频繁发生雾霾。严重的雾霾是我国能源发展方式不合理、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暴露。从根本上说，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太阳能等的利用，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长远之策。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要途径就是转化为电能，因此，解决能源发展问题，驱散雾霾，关键是要推动“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从远方来”，全面实施电能替代，提高电气化水平。
从世界上看，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早在1813年就开始重复出现污染引起的雾霾天气，到1952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超级雾霾，上万人死于雾霾引发的疾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英国在最初产生雾霾的100多年后才出台相关制度法规，治理污染问题。高虎认为，“我们应尽快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电价机制，加快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和生产生活的用能方式，提高电气化水平。”
政府的政策引导是行业加速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产业布局重要的背后推手。“尽管目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系统中占比不高，但国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高虎说。在他看来，我国对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本身就是对电能替代的支持。
改善能源结构，首先要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对煤炭的依赖。目前，我国已经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78亿吨标准煤，其中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4亿吨标准煤，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9.5%以上。“十二五”规划对新能源配额比例提出了要求，并写入了新能源发展配额目标，实施新能源配额制。高虎认为，“规划对地方政府、电网企业以及发电企业提出了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要求。不仅如此，国家在做能源总量控制的分解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激发各地政府、企业就地开发、就地生产、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
在高虎看来，目前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发展还面临一些困难。“我国虽然在政策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还没有完全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电力运行管理模式。”高虎认为，“未来要真正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做到能源结构调整，就必须建立相应的价格、辅助服务、调度运行管理等配套机制，并改进不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组发电计划管理政策。”
在国际上，电力系统的灵活性是有很好的市场机制做支撑，电力市场有利益传导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如火电企业、风电企业、天然气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等都有意愿来共同发展可再生能源。“一些欧洲国家，通过很好的价格机制激发市场潜力，并通过建立围绕支持可再生能源的运行管理机制，来使整个市场主体都共同接纳可再生能源。”高虎说，“而我国采用发电机组的年度发电计划指标管理，机组上网价格政策也相对刚性，使得整个电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传统发电企业配合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利益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下一步，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好的政策安排，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激发电力系统的活性。”
高虎还提出，可再生能源具有本地化属性，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一方面要着眼于优化电力配置，扩大消纳范围;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就地消纳，就地生产、就地利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传输损失。“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可开发规模分别超过5.7亿千瓦、25亿千瓦、27亿千瓦，其中约80%集中在西部地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别大。“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电力需求量较低。远距离电能输送可以减少中东部地区的电源建设，起到实质性的替代作用，从而有利于中东部地区环境改善。”高虎说。而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应尽可能加大当地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比例，调整当地能源结构，再把富余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输送出去。
“到2030年前后，我国的碳排放量将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降。这意味着，未来电力系统的新增电源将主要是可再生能源。”高虎说，“不仅如此，电气化水平也是反映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随着未来经济的不断发展，电能替代是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