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山西,秋雨乍寒,山西省煤电行业正绝处逢生四处升腾着一种风生水起的绿意。
距离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以及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已经整一年。事实上,在此之前,山西省已“抢先”出台《推进全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的实施意见》,推进该省单机3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发电机组实施烟气超低排放,后又将改造时限由2020年提前至2017年底。
一时间,仿佛所有人又重新注视这里——一个煤电大省的清洁化转型,和它的纷繁复杂、艰难粗犷的现代化进程。试点成绩让山西省备受瞩目,同时,对超低排放改造技术路线的探讨也一直没有停止。山西作为中西部省份率先“抢跑”的动力,源于历史、政策,还是管理?通过一年多的试点实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遇到了什么困难?它对各地火电企业环保解困带来哪些启示和借鉴?又将对深刻变革着的电力行业带来怎样的思索?
为此,记者对山西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并深入实地走访了具有代表意义的发电企业,力图展现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在山西省的现实与梦想。
敢啃“硬骨头”动自己“奶酪”
煤和电,作为现代城市运行的动力之源,在见证伟大巨变的喜悦之时,也承受着环境污染的痛苦呻吟。在一座座矿山、一座座高炉将山西的经济推上金字塔尖同时,也为这个省带来了大气污染、环境压力等诸多问题。
事实上,在超低排放还未被定义为“超低排放”的时候,山西省就开始了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工作的探索。
“我们要把黑色的煤炭还原成绿色的资源,把高碳的资源转变成低碳的财富。”2014年初,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关注到浙江的煤电超低排放试点,他指示该省发展改革委、环保厅要关注此事,充分调研论证,借鉴先进经验,加强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的顶层设计。
2014年5月,山西省启动了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相关工作。在省内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同时环保、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及相关企业、科研单位组成考察组,赴浙江等地进行考察,形成《关于对浙江省燃煤机组烟气超低排放技术的考察报告》,并有针对性地搜集了其他省份燃煤机组超低排放的开展情况。
经总结认为,华东地区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效果显著,但山西省不能照搬华东做法,一是因为山西省外送优质煤炭资源,省内利用的却是高硫分、高灰分或低热值煤;二是因为超低排放一事看似是技术问题实则是经济问题。当电厂加大投入进行改造,提升发电成本后,利润空间收窄,可能会导致亏损。
综上,当时调研组总体的倾向性意见是:山西未必能搞超低排放。
“要真正革除弊端,就意味着山西要‘动奶酪’,要自己‘割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山西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处处长崔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但山西省政府认为,成本、投入、利润不能和山西省的碧水蓝天及生态环保相提并论,为了大气污染防治、为了山西省的环境改善,一切困难都要克服。
在充分借鉴兄弟省份先进经验、反复进行论证的基础上,山西省于2014年8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的实施意见》,并于2015年初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全省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的通知》,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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