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先进的生物质技术在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时却屡屡碰壁，这其中的壁垒障碍是什么?
“在中国，能够盈利的生物燃气项目有多少个，我掐着指头算就能算出来”。这是一位从事生物燃气多年的业内人士与《能源》记者交流时的一句玩笑话。但正是这句玩笑，刺痛了每一个来华的欧洲生物质从业者的心。
气候变化带来的可再生能源的巨大需求，使得欧洲包含生物质能源在内的新能源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巨大潜力，也吸引了不少欧洲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但是这些先进的技术加得天独厚的市场优势并未将欧洲的成功在中国复制，不少公司在华业务拓展步履为艰。
这种困境其实反映了我国生物质产业存在的问题。生物质项目与光伏、风力发电不同，它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来自于政府、能源企业及用户，更关系到农业、林业、畜牧业，牵扯的行业异常复杂。
欧洲公司入华困境
2014年6月的德国汉堡国会中心人流攒动，汉堡市不少旅店均已人满为患。旅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房源非常紧张，房价也在飙涨，大部分住客都是去参加汉堡国会中心的盛会。
这里即将召开的“欧盟生物质能源大会”是欧洲生物质产业最高规格的大会。2014年度的大会举办地选在德国，由于德国在欧洲的生物质能源产业中扮演领头羊的地位，本届大会显得格外隆重。
这种盛况得益于德国政府对生物质能源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起，德国就开始了把生物质作为能源材料的探索，并立法支持生物质能源的研发与实践。德国也是全球率先实现生物质项目自动化与标准化的国家之一。
尽管德国对生物质的补贴正在不断下降，但是德国从业者并不担心，因为他们依旧可以凭借先进的技术将市场拓展到海外，并已在英国、法国获得成功。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能在同样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复制。近些年，不断有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德国农业部在北京也成立了“中德国际合作机构”(简称 giz)，搭建了中国企业德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引进了多项德国技术，也多次促成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间的合作，但这并未改变国内生物质市场的整体不振。
“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力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风能、太阳能新增装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却不断走低。
去年9月生物质能源大会上一位专家曾调侃：“在欧洲，我们在谈论新能源产业，往往会说生物质、风能、太阳能，把生物质放在首位。然而在中国，我们往往会说风能、太阳能等能源，生物质的地位，已经被放在了‘等’的行业里面，太受伤了。”
这种困局，并非我国不重视产业的发展，根据清华-力拓资源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央共投入了约315亿元专项用于沼气建设与发展，大部分资金被用于户用沼气的补贴。200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曾指示学习引进欧洲技术，并由发改委牵头国家农业部、财政部、林业局去欧洲考察。我国现在不少沼气项目都采用了德国技术。
这一时期，被业内人士称作“沼气大跃进”。然而，随后迎来的却是项目大规模弃用的尴尬。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2014年10月14日发布的信息显示，陕西省农村户用沼气池闲置或弃用现象严重，全省农村户用沼气使用率好一些的村，能够达到70%，多数为40-60%，差一些的村使用率不足30%，同样的情况，在福建、甘肃的农村也十分严重。
在欧盟生物质能源大会上，记者曾与德国从事两段湿式厌氧发酵法制生物燃气的gicon公司市场总监joost探讨过欧洲公司在华业务状况。joost告诉《能源》记者，欧洲大多数项目运行良好，但是中国，这一比重不到1/10。
同样应证欧洲公司在华困境的还有世界最大的沼气工程公司envitec，envitec在欧洲已有近600个成功项目，但公司一位中国区业务负责人周俊告诉《能源》记者，在中国，全行业盈利的项目不超过10个。
中国的产业困局
“中国的产业困局不仅仅在于技术，更在于管理”。周俊表示：“在生物质能源的定位问题上，中德两国存在着偏差，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根本目的在于环境治理，而对于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能源发展需求”。
我国生物质能源发展一直面临着来自于风能、太阳能的挤压。根据《中国低碳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生物质能源的投资规模仅为可再生能源总体投资规模的4.3%。
对于寒冷的北欧来说，生物质能源是欧洲冬季供暖的必要保障。《欧洲生物质能源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在欧洲，生物质能源供暖占可再生能源的供暖的93%，占全欧洲总体供暖的12.9%。在欧盟与俄罗斯剑拔弩张的背景下，一旦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气，欧盟必须找到一种替代能源以保障特殊时期弥补天然气缺口，这也是生物质能源获得重视的原因。
这种定位上的差异间接导致了中国与德国间的补贴力度不同。周俊告诉记者：“德国提供生物质补贴目的就是要使企业能够盈利，我国主要以环境保护为目的。”
环境导向的补贴政策使部分省市的补贴范围存在局限性，有些城市陷入政府有资金找不到项目，企业有项目却得不到补贴的怪圈。例如，河北省廊坊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到，2014年，由于找不到项目，河北省去年有不少资金未能下发。但当记者采访该市生物质能源企业时，该员工告诉记者，补贴只针对秸秆，但廊坊市没有秸秆，因此申请不到补贴。
补贴力度不足也造成了我国生物质项目普遍存在质量差、产量小的问题。周俊说：“德国公司对一个项目采取的环保技术，往往因为花费高昂被弃用。”这使原本为环境保护而建立的项目，面临着再次污染的问题。
在业内，也有人将问题锁定在原料供应方面。2015年4月1日的生物质能源大会上，山东民和集团总工程师董泰丽所说：“生物质厌氧发酵系统就好比我们的胃，吃什么料，什么时候吃，吃多少，都有生物钟进行控制，如果打乱了，就会出现问题。”
一般来说，生物质原料主要来源于餐厨垃圾、秸秆、畜禽粪便等等，但原料来源始终难以保障困扰着不少从业者。我国政府明令禁止秸秆焚烧，鼓励秸秆回收，并对秸秆处理进行补助，但是秸秆回收价格过低，环境监管体系不完善，秸秆焚烧现象虽然表面上有所遏制，但是在部分地区更为隐蔽。
其次， 生物质原料价格也不稳定，农民看到企业通过处理废料盈利后，会抬高运料价格，企业无法承受，造成原料中断，项目运营受损，但目前对于生物质价格，政府并未过多干预。
“德国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学习。在德国，农民和企业之间，会签署一项长期供应契约，事先规定好价格、供货期限，这样，原料的供应就得到了保障。秸秆的管理只能通过经济来撬动，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周俊说，在我国环境监管体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经济刺激是保障原料供应稳定的唯一措施。
同样导致中国产业困局的还有生物质终端产品的销售问题。以厌氧发酵项目为例，最终的产品是生物质沼气和堆肥，生物质沼气经过提纯可以成为天然气，并入管网，同时将堆肥出售给当地农民。与普通化肥相比，堆肥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但是其生产流程长，使用成本高，对农民并没有吸引力。
中国投资协会副秘书长赵鸣晓曾向《能源》记者介绍过一个中国成功项目的案例，就是在项目建设之初，收购了当地天然气公司，确保经过提纯的沼气并网，而堆肥作为一种环保产品，应当由政府负责采购。
“审视生物质项目的经济性，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能源产业，因为它牵扯的行业太多太复杂，应该以一个大系统的角度去看待，去管理。”周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