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大国，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发展的速度甚至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中国电力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困扰，竟然是绝大多数国家想都不敢想的“电力过剩”!
杜忠明就此表示，存在的问题虽然较为突出，但解决的思路也非常明晰。
“目前中国正处于能源发展的转型期，而新能源和煤电在本质上是属于能源转型的替代体关系，但是不能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产生这种零和博弈，而是需要一个平稳的过渡期。”
“不能说新能源要发展，煤电就全部都得立刻关掉，这不符合中国国情。要逐步的转型、逐步的替代，这才是符合国情。”
此外他认为，无论是水电、风电还是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与煤电应该是更好的互相去协调、配合。同时他也强调，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化来调节，还需要政府体制与机制的协调。
“很多问题无论表象如何，但在根本上的深层次矛盾还是个利益调整的问题。比如有些省水电富余比较严重——具体成因姑且不论，但由于当前电力市场化仍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仅仅依靠市场手段尚且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这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政府的强力协调。”
做为全球最大的电力大国，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发展的速度甚至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中国电力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困扰，竟然是绝大多数国家想都不敢想的“电力过剩”！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市场化交易电量1.63万亿千瓦时，虽然为实体经济降低用电成本约603亿元，但却仅占全社会用电量的约26%。他就此进一步指出，对于电力的消纳、分配而言，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这很正常;而目前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又处在两个不同的区域内经营，客观上造成了包括水电在内的电力资源不能在区域内自由地进行市场化的配置。
“这种情况下，建议由政府来主导跨省区电力的消纳、而不是完全丢给市场，但也不能完全由相关的地方政府间来自主协调事实证明也难以解决问题。”
杜忠明就此反复强调，作为国家战略资源，水电的消纳必须由国家层面进行协调分配、实现全国一盘棋，而且要以更为强势的姿态一这是水电充分消纳的唯一解决方案。
“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位—比如有几条水电的外送通道就可以做的更好，而前提是要在国家层面加大协调的力度。”
就此他特别指出，有些事情不是规划的问题、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所造成的:“水电消纳通道本应是与水电站同步规划建设，但现在很多项目不仅不能按时建成，而且可能还要滞后。”
“比如，雅砻江中下游的水电和金沙江上游的水电外送方向都迟迟无法落实;而四川第四回的外送通道已经列入规划很久，但因送、受电的省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迄今仍然无法落实，通道建设严重滞后。”
他就此特别强调，就大水电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通道规划、而是机制缺位。
他指出，解决水电消纳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在利用现有电网通道和市场的机制、灵活的处理解决一部分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力度来明确若干条由国家层面所主导的水电大通道。
“以前三峡的分电都是由国家协调的，当然也会涉及到各地方的利益，但国家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组织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等单位科学论证并通过专家咨询拿出了协调方案，那么地方就必须要依据科学论证结果有所妥协。”
他说:“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国家要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协调工作的力度，打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不切实际想法;地方政府也要有大局观念、全国观念，不能只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收益算小账。”
对于电力企业未来的发展杜忠明建议，首要任务是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其次是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与速度。
“按照今后的发展思路，新能源的发展是重中之重。目前风电马上就开始要逐步取消财政补贴、要平价上网，而这也是中国电力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企业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尽快地降低成本。”
“企业今后的发展，主要是靠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即便是传统的电网企业，目前也已经在开展一些诸如综合能源、智能电网等方面的创新性研究。”
对于行业的发展杜忠明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能源和电力市场的新变化，在充分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电力行业应该更为积极地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
他透露，虽然两年来的发展显示，中国电力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在《能源规划》的框架中，但近期仍将准备对相关规划做一些修编、调整及中期的评估:“任务已经正式下达，目前处于评估论证阶段。”杜忠明说:“在电力领域，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可以做的更好。”
